2010年，微博自媒体成为中国互联网行业发展最快的应用而被称之为“微博元年”。微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民众信息接收的渠道以及表达意见的途径，也见证了新闻从业者以及公共服务机构从传统媒体开始向新媒体的转变。然而，因为微博“短、平、快”的特征，导致信息片面化和碎片化等负面结果，也因为准入门槛、审批机制等问题，这个初成型的“公共领域”不得不面临政府干预，微博掀起的各种“公共讨论”也一度式微。
然而，微博元年后的“低迷”，实则是背后“暗流涌动”和“养精蓄锐”。行业巨头们显然已经预见到新媒体将带来不一样的时代格局，开始求新求变。就在去年，中国央视国际频道资深主持人张泉灵宣布辞职引来各方关注，她表示互联网的发展是促成她决心转轨的原因。而在此之前，央视体育频道主持人刘建宏、黄健翔就已离职转投视频网站；去年任职中国视频行业的领军品牌“爱奇艺”首席内容官，也是旗下王牌节目《奇葩说》主持人的马东，亦曾是央视大军中的一员，凭借这档节目的东风，马东目前已自立门户开设了自己的传媒公司。
另一方面，在中国实体经济“哀鸿遍野”声中，互联网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可谓欣欣向荣。借力“互联网经济”的东风，互联网产业得到持续升温，不仅推动了新兴行业的崛起，也为一些传统产业带来了新的生存、发展空间，文化产业就是其中一个。而在“后微博时代”下产生的作品，与“微博时代”相比，具有更规范化、更精英化、更系统化的特征。
从2010年到2015年，新媒体在中国公民社会中的作用不仅没有被弱化，反而显现出变成熟的发展迹象。中国的网络生态从初期缺乏自主和信息混乱的试水阶段，到今天以互联网为支撑的经济产业得到大力推行，折射出中国经济面临的转型过程，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公民对公共领域持续不断的需求。
在传统媒体的“名角”不断出走的同时，网络社会中的草根借助自媒体力量，在互联网竞争中也分得一席之地。不过，今天提到的“草根”与2010年有所不同。经过５年的沉淀发酵，如今的“草根”，其实是已经具备一定质素修养和一定拥趸基础的“草根代言人”，他们披着“草根”的外衣，录制精英水准的节目。有的“代言人”一开始是“单打独斗”，在有一定基础后组建自己的团队进一步发展。更多“代言人”的节目制作一开始就并非一己之力，而是建立了相当明确的受众目标以及商业价值的集体创作，通过幕后团队生产出新颖、高质、系统化的节目内容，再由受市场认可的视频平台进行播放，经过这一系列锤炼出的视频节目，与５年前微博“草根时代”形成的碎片化“公共讨论”有着本质差别。
网络节目从“泛娱乐化”向“精英系统知识”过渡，网络受众者也从过去“低俗娱乐”向“高学历、高收入”人群转变。前文中提到的“爱奇艺”总监曾在采访中表示：“最早我们还是有误区，认为互联网都是低俗的，精英文化不在这儿。但陆续会发现，一些公开课、纪录片会吸引来高质量的观众。”当这种精英文化在网络社会中建立起群众基础，并就此展开独立而理性的讨论，这正是公共领域得到成熟发展的表现。节目以社会公民的需求为基础，经过团队的设计、分析，对知识信息作了筛选和规范整理，再由个人领袖来具体表达，向外界传递某种态度，继而得到公民的反馈意见，及时作出更新。在一来一往的过程中，建立起有质量的公共领域。
目前，在互联网思维的刺激和“互联网+”模式的推动下，涌现出一批高水平的脱口秀作品，如罗振宇的《罗辑思维》和高晓松的《晓松奇谈》。这些作品在“草根”式的布景和镜头切换下，具备“精英”的系统化知识体系。当然，并不是市场上出现的视频节目都能达到类似水准。但不可否认的是，以这二者为代表的网络视频正在为中国公民打造一个更健全的公共领域，为公民社会创造出更高尚的公共格局。
面对互联网文化产业的创业热潮，中国广电总局和工信部联合公布的《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于上月10日正式生效。该规定从出版服务许可、出版服务管理、监督、保障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规范，虽其中有多项不够明确的细节亟待进一步说明，但可以理解为这是中国监管机构先行试探的一步，避免了将来局面失控采取“一刀切”的武断措施。
其中引起人们注意的是，该规定对包括开设微博、微信公众号在内的“自媒体”个人或机构，是否也包含在需要申请网络出版许可的主体中，没有做出明确划分，目前仍存争议。自媒体的生存空间与互联网下的公共领域发展密切相关，未来公共领域是否能朝着更健康更成熟的方向发展，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自媒体能否蓬勃而良性的发展。该新规就自媒体发展如何做出解释，值得下一步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