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挂证”凉凉 执业药师未来如何良性发展
1995年，生活在东北某城的李萍（化名）因单位裁员下了岗，为谋生计成了当地药店的一名营业员。如今，李萍仍旧每天穿着白大衣穿梭于药店的货架与柜台间，见证着小药店在政策夹缝中生存的风雨兼程。
“2000年之前，药店还比较少，对于来找工作的营业员，执业药师资质、学历这些都没有要求，只要能说会道就行，从业门槛很低。”李萍对健康界说，而2000年之后，情况就不同了，随着医保结算在药店的推开，单体、连锁药店遍地开花，《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GSP）等一系列规章制度相继出台。外在竞争明显激烈的同时，国家也在不停地提升药店的准入门槛，经营举步维艰。不少经营者趁机钻起了空子，行业乱象滋生。
不久前，央视3·15晚会就曝光了药店“挂证”乱象。
我国药师实行“双轨制”，即职称药师与执业药师并行。其中职称药师属于卫生部门管理的医院药师体系，实行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制度。执业药师属于国家药监部门管理的体系，实行执业资格准入制度。
而3·15晚会曝光的“挂证”，所挂的证就是药学技术人员参加执业药师职业资格考试合格后取得的《执业药师职业资格证书》。取得该证后并经注册，便可在药品生产、经营、使用单位等提供药学服务。
“挂证”与GSP相伴相生
药店为什么一定要有这个证？
2000年我国开始施行的GSP中有明确规定，药品经营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备执业药师，负责处方审核，指导合理用药。
据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零售药店的数量已经超过45万家。而根据执业药师资格认证中心官网数据，截至2018年底，全国通过执业药师资格考试的总人数累计达到103万人，但因为我国执业药师注册领域偏窄，全国执业药师注册人数为46万余人。其中，注册于社会药房的执业药师418576人，占注册总数的89.4%，注册于药品批发企业、药品生产企业、医疗机构的执业药师分别为34827、3857、10759人。
2017年2月《“十三五”国家药品安全规划》印发，要求到2020年所有零售药店主要管理者具备执业药师资格、营业时有执业药师指导合理用药。也就是说，零售药店至少需要配备2名执业药师，以我国45万家零售药店门店计算，现在的注册执业药师数量尚且保证不了每个门店均摊1名，按照1∶2的比例配备，至少需要90万名执业药师。
据人社部人事考试中心提供的2018年执业药师考试的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度全国执业药师资格考试报考人数为68万人，实际参考人数为56万人，参考率82.41%，合格人数约为7.99万人，合格率为14.10%。
这些数字似乎给“挂证”现象找到了存在的理由。而让李萍没想到的是，今年的“挂证”一石激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3·15晚会后第四天，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发布《关于开展药品零售企业执业药师“挂证”行为整治工作的通知》，要求自2019年5月1日起，各省级局组织对行政区域内的药品零售企业开展监督检查。
随后，国家药监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执业药师职业资格制度规定》《执业药师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提高了执业药师门槛准入，明确中专不能考执业药师，并明确了药师执业要求。
3月21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出台《医疗乱象专项整治行动方案》，再次指出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执业行为，包括医疗机构买卖、转让、租借《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医师执业证书》等。
对于此番“挂证”带来的行业巨震，李萍内心有一丝庆幸，“国家刚开始执行店里要配药师的规定时，我们也是找的药师挂证，药监部门经常抽查、整顿，后来我们就不去租证了，干脆建议店里新来的年轻人自己去考，把租证的钱给这些员工，有证的营业员每个月能多拿1200元的工资。”
李萍不用再为相关的监督检查担心了，但更多的药店仍然在“挂证”经营，要解决这些问题，短期可以靠监管、打击，长期来看则需要执业药师人才培养体系的打造和法律法规的规范。
法规缺失制约行业发展
国家对于执业药师职责的定义是负责处方的审核及调配，提供用药咨询与信息，指导合理用药，开展治疗药物监测及药品疗效评价等药学工作，而很多“挂证”甚至是营业员正规持有执业药师资格证的社会药店里，营业员药学专业知识储备远远不足。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副主任药师、药事网创始人赵宁有个习惯，无论去什么地方出差，都会到当地的药店转一转。常常佯装成嗓子疼、感冒患者去药店买药的赵宁在药店药师或销售人员的口中往往得不到很专业的用药建议。
“从服务对象的角度分析，由于缺少专业人员指导，自行盲目选购药品、药物不合理使用的问题较为普遍，用药安全存在诸多风险。同时，这种行为也制约着我国药师队伍的健康发展。”说起药店执业药师的发展，大连市卫生计生委原巡视员、大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原院长孙波曾这样感慨。
究其根本，我国药师管理法规体系不完善，药师“双轨制”长期存在，执业药师注册率低、准入门槛低、区域分布不均衡等等都是催生这种药学乱象的诱因。
截至2016年2月我国注册执业药师学历构成情况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辉瑞制药中国企业事务部总监冯丹龙在提案中指出，尽快制定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师法》，通过立法规范和提高药师的服务能力，一时间得到了很高的社会关注。
试水新模式带来新隐患
在此情况下，除了多方呼吁的药师立法，处方外流、互联网诊疗、共享药师等新模式也应运而生。
从2014年的探索“患者凭处方到医疗机构或零售药店自主购药新模式”对患者的鼓励，到2015年的“禁止医院限制处方外流”对医院的推动，再到2017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7年重点工作任务》中提到“探索医疗机构处方信息、医保结算信息与药品零售消费信息互联互通、实时共享”清扫院外处方流转的系统性障碍等。淄博、成都、重庆、天津、北京等多地纷纷“试水”电子处方，处方外流一度成为药店圈“热词”，备受追捧。
2018年，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出台的《关于征求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中第17条提到“医疗机构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应当严格遵守《处方管理办法》，由医生开具电子处方并经药师审核”。
2018年全国两会也有代表提出，应该支持药品企业与互联网企业加强合作，鼓励有条件的地区依托现有信息系统，开展执业药师远程审方、合理用药指导等药事服务。针对市场需求，也有互联网公司推出“共享药师”产品，为消费者提供第三方药事咨询服务。
但这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3·15之后，社会零售药店口碑和形象打了折扣，不过最近李萍也挺忙。“以前消费者来买处方药，就直接卖，等到晚上盘点的时候补上一些电子处方就行了，这两天管得严，每一盒卖出去的处方药都得有电子处方。”据了解，她从业的药店，已经和一个相对有些偏僻地区的小诊所达成合作，可以直接通过该药房的电子系统开出小诊所的电子处方，为患者购买处方药及药房盈利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呈现出了零售药店药学服务的又一乱象。
“还需明确并规范零售药店的社会职能，零售药店绝对不是药品、保健品大卖场，应以提高药学服务水平为宗旨，切实保证病人合理用药。”据清华长庚医院临床药学科主任胡永芳介绍，在法国、德国等国家，药店可以为顾客配眼镜、售卖日常生活用品，作为经济补偿，但是对销售药品管理很严格。但目前我国药店只能售卖药品与保健品，严格管控药品就与药店经营者的盈利目的产生了一些矛盾。
“把医院药师和药店药师通过一个桥梁嫁接起来，无论是医院药师给药店药师做线下培训，还是互联网+线上模式，都会使作用凸显，通过互联网及时把患者服务好，患者有问题留在药店就可以解决。或者药店药师与周边医院形成一个类似于医联体形式的药联体，把患者推荐到离药店最近的一个医院药物咨询室，让患者去咨询医院药师。这都是可以推动行业发展的良性循环。”赵宁对于在互联网繁荣大背景下如何整合药师资源，提升药学服务质量给出了建议。
在乱象丛生的药品零售行业，如何才能既保障患者用药安全，又保障经营企业利益，是监管部门、经营者等多方都要思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