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县多种经营有种植、养殖、编织加工、野生采集、狩猎及劳务运输六大类。主要有：
一、食用菌
一九六〇年，本县有十个公社分别建立菌种厂，职工约八十人。一九六三年后，蘑菇生产下马，菌种厂转产“五四〇六”及“九二〇”细菌肥料生产，一九七八年恢复蘑菇生产后，食用菌亦随之恢复栽培。到一九八二年，全县发展为十六个菌种厂，职工增至二百二十七人，全年培养蘑菇菌种一百四十三万二千五百瓶，年总产值五十六万一千八百元。一九八三年，菌种厂减少到十三个。
蘑菇：五十年代末，从浙江省海盐县硖石和上海农科院引进了法国“气生型”品种，在新寺公社试种三百平方尺，庄行公社试种一百十万尺，均获成功。一九六〇年，栽培面积扩大到十七万一千九百四十平方尺，普及各公社二十一个单位。“文化革命”期间，蘑菇几乎停种。一九七八年，庄行、邬桥、新寺、江海、泰日五个公社又恢复生产，栽培面积八万六千九百平方尺，春、秋两季总产鲜蘑菇一千一百二十六担，总产值十一万八千六百元。一九七九年，推广到各公社一千三百八十四个单位，少数农户亦开始栽培，全县面积一百六十七万平方尺，春、秋两季总产鲜蘑菇一万四千八百五十一担，总产值一百六十一万六千四百元。其中江海公社张翁庙一队栽培一千一百平方尺蘑菇，总产量达二千四百二十三斤，总产值二十五百六十八元，平均每平方尺产值二元三角三分。一九八〇年，蘑菇发展兴旺，全县栽培面积达到三百十九万平方尺，总产鲜蘑菇三万零二担，总产值达到三日二十六万八十元。一九八一年起面积逐年减少，一九八三年，全县栽培面积一百零九万七千六百平方尺，收获鲜蘑菇七十八百三十八担，年产值八十七万一千一百五十二元。
香菇：栽培始于一九六〇年。由新寺公社采用瓶栽试验，因缺乏管理经验未获成功。一九七八年，从上海农科院引进了“七四〇二”新品种，在平安公社友谊(今■谊)大队试种成功，每平方尺产值一元五角左右。一九八一年普及八个公社，栽培面积扩大到六千八百二十四平方尺。一九八三年，栽培面积达到一万三千七百五十五平方尺，全年上市香菇六十三百零六斤，产值八千三百六十一元。社员家庭亦有少量种植。
平菇：一九八〇年，在四团、平安两个菌种厂分别试种成功，数量很少。一九八一年有九个公社种植，面积增加到六万一千七百三十平方尺。一九八三年上市鲜平菇五万六千四百七十担，加工盐水平菇一百六十三点八五吨。
草菇：一九六〇年，新寺公社试种未获成功。八十年代初，邬桥公社亦试种少量草菇，尚在摸索之中。
黑木耳：一九六〇年，在青村公社试种，因技术不过关等原因而未成功。
白木耳：又名银耳。一九六九年，本县有四个单位试种，当年均获成功，总产量四十公斤。一九七〇年，扩大到七十多个单位栽培。一九七九年，邬桥公社马路大队试验成功二万瓶瓶栽白木耳，上海电视台还专程到马路大队拍摄了电视。是年全县上市白木耳一千二百十公斤。一九八一年因缺少接种树段，栽培范围缩小，年上市量二百十五公斤。一九八二年种植寥寥无上市。
灵芝：七十年代初，本县各校办工厂分别试种，数量甚微。一九七八年，推广到少数公社种植，全年生产量约六十斤。一九八一年，普及十五个公社种植，总产量一万八千三百七十八公斤，总产值二十一万八千一百七十六元。一九八二年，社员个体亦有种植，全县总产量达到二万九千一百五十公斤，总产值三十五万五十二百五十二元。一九八三年因国家库存积压，本县均未种植。
二、瓜类
主要有西瓜、甜瓜、丝瓜、生瓜、黄瓜、冬瓜、南瓜等。
西瓜：乾隆年间就有种植。至八十年代初，本县曾种植的主要品种有马铃瓜、平湖瓜、白毛马皮、解放、台黑、厚皮西瓜等。尤其“马铃瓜”更以皮薄质脆，瓜瓤鲜甜而称著，据说此瓜闻雷鸣或过路脚步稍重即自行崩裂，因而得名“崩瓜”，又名“燥皮惊”。五十年代后，因产量不高而很少种植。《地方特产小唱》中有南桥二图里出产大西瓜之称。“二图里”即今江海公社军民大队的北部地区，四十年代前，该地出产的大西瓜颇有名气，声誉一直流传至今。
合作化期间，西瓜只在果园里和社员菜园地上少量种植。一九五九年，本县从江苏省划归上海市后，西瓜生产纳入国家计划。一九六〇年，种植面积二千亩，上市西瓜一万五千二百四十八担。一九六三年，因遇三年自然灾害，西瓜地面积矿种粮食作物，全县只种植二百零三亩西瓜，上市量一千九百十四担。一九七六年起，国家下达计划面积三千亩。一九七八年增加到四千亩。至一九八一年，每年平均种植西瓜三十六亩九十五亩年均产量二十二万六千九百二十四担，上市量十六万零二百七十四担。平均亩产五十八担。一九七八年，全县四千亩西瓜，总产三十万四千一百五十担，上市二十三万零三百七十五担，平均亩产七十六担，总产值一百五十万一千八百元。全县有八个大队、七十五个生产队西瓜亩产超万斤。其中青村公社朱桥三队种植面积七亩零四厘，平均亩产达一万三千一百斤。一九八二年起，计划面积增至二万亩，有二十七百五十一个生产队种植，总产西瓜一百零八万五千七百二十八担，上市量八十四万二千五百二十七担，总产值达到八百二十一万元。一九八三年有一万一十五百五十个农户种植，该年正值西瓜结果时节，雨水偏多，影响坐瓜，总产西瓜二十万五千七百二十六担，上市量七万七千零四十五担，总产值一百六十九万一千零六十八元。
奉贤县西瓜生产统计表
单位：市亩、担、元
一九七八年全县四瓜亩产超万斤大队、生产队统计表
一九七九年始，在金汇港两岸种植九百九十亩厚皮西瓜，年平均生产西瓜皮二百余吨，最多的一九八一年达到三百零七吨。西瓜皮由上海益民食品一厂加工成瓜酱后出口科威特。
甜瓜：解放前主要在果田及棉田插种，种植较普遍，大多自食，靠近集镇农户亦有上市销售。解放后，逐步发展到集体种植。一九五五年，上市甜瓜一百二十八担。一九六二年，上市量达到二万零八百三十四担，七十年代随着西瓜生产的发展，甜瓜逐年减少，一九七三年，上市量降至二千三百二十五担。八十年代种值极少，每年上市五、六百担。
丝瓜：有单丝、双丝两种。单丝丝瓜乾隆年间就有种植，幼瓜作蔬菜食用，丝瓜络可供药用。双丝丝瓜一九八一年底从浙江慈溪县引进种籽。一九八二年试种一万八千株，上市瓜络一千六百七十斤，产值三千八百二十三元。一九八三年推广全县，全年上市瓜络八万零一百二十四斤，产值达到二十万零二百十九元。青村公社钟家九队俞金根种植一千八百株，经济收入二千余元。其络创作工业和生活用品，产品远销日本、美国和西德等地。
三、芦笋
芦笋是多年生植物，管理得当可正常生长十五年左右。移栽后到翌年四月初即可采收，第一年连续挖笋四十天左右，后可逐年延长挖笋天数。
一九八〇年，上海市外贸局从美国引进了每市斤一百元价格的“华盛顿(500号)”白头良种芦笋。本县各种值单位由市外贸局免费分发种子二百斤，并聘请了浙江省海宁县王湾公社姓邬的两名芦笋师傅作技术指导。为了鼓励种植，市外贸局还拨款补助种植单位，按买种面积，分三年下拨补助金每亩二百元。一九八一年，移栽面积七百九十四亩，分布金汇、齐贤、光明、胡桥、新海五个公社，主要集中在金汇港两滩。一九八二年，共釆收芦笋八万五千七百九十四斤，产值五万八千六百五十七元。是年种植单位扩大到六十五个，面积增至一千一百四十五亩。一九八三年，釆收芦笋九万九千四百七十七斤，产值六万一千一百二十二元。上海泰康食品厂在齐贤公社联办了罐头食品分厂，加工罐头芦笋出口日本、美国、西德等地。
四、中药材
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成立后，农村荒滩扩种杂粮，野生药材逐渐减少。一九六〇年，市下达本县药材计划面积八亩，主要种植红花和生地。一几六九年，农村普及合作医疗，各大队普遍建立草药房，实种面积扩大到三百亩左右，最多时发展是到六百亩。一九七〇年，齐贤公社齐贤大队种植四十七亩红花和生地，亩产值一百三十元。一九七一年后，保留三亩计划面积。一九八二年实种面积六亩，净收入二千五百元。市场紧缺的挂金灯、盲肠草、益母草、药刀豆等九种野生药材亦逐步发展为家种。八十年代初，全县家种药材面积稳定在三百亩左右。品种有元参、丹参、川芎、紫苑、板蓝根、药刀豆、壳米仁、白平子、土藿香、佩兰、薄荷、紫苏、黄菊花、白菊花、杜红花、大青叶、灵芝、珍珠、银耳等。
五、杞柳
一九六九年，本县从河北省清河县和安徽省颍上县引种栽植一百亩。一九七一年，面积增至四百七十亩，年产柳条二十担，产值一万二千元。一九八〇年，又从江苏省射阳、如东、海安三县引种，扩种到金汇港两滩，面积达到九百九十亩。最盛时除胡桥公社外均有种植。八十年代起，面积逐年减少。一九八二年种值二百六十亩，年产柳条一千担，产值六十元。一九八三年，柳条总产下降到八百担，产值四千八百元。
奉贤县杞柳条厉年生产情况
单位：亩、担、元
六、烟草
乾隆年间本县就有种值。一九六一年，市场卷烟供应紧张，本县从外地引种了八十二亩烟草。一九六二年，总产烟叶一百八十三担。除了解决卷烟原料外，还用作除虫。一九六四年种植极少，总产烟叶二百二十四斤。一九八三年，从河南省郑州地区引进“庆胜二号”种苗，从美国引进“G2326、G28”种子，在齐贤、新寺、四团、奉城公社种植七亩，年产烤干烟一千五百十二斤，产值八百八十六元。
七、薄荷
民国时期就有种值。周家弄(今泰日公社周家大队)张葆棣，以镇西孙家港北，择良田八亩栽种薄荷。民国三十七(1948)年，栽种范围达百余亩。其他各地亦有三十余处栽种，主要在航头、周家弄、泰日桥三角地区内。
抗日战争胜利后，砂碛乡(今江海公社沈陆村大队)地主陆士俊，与原新寺开典当的老板陈开明，趁薄荷行情好转之机，聘请了一个姓何的江苏海门人跑码头、兜生意。合伙栽种薄荷二十一亩，且雇用王义论等四个海门薄荷师傅，负责栽培和加工盛油产值盈余“分股拆帐”。民国三十六(1947)年冬，又向佃户唐世才强行收回租田四亩，扩种到二十五亩，连成一片，靠种祖田活命的唐世才只得帮陆家种薄荷。
五十年代初，只有少量种植。一九七〇年，国家下达计划面积七十亩，有新寺、奉城两个公社集体种值，面积分别为三十亩、四十亩。种值管理方便，病虫害极少。成熟收割后，自设锅炉蒸油，亩产值二百元左右。一九七八年，实种面积六十五亩，总产薄荷油一千五百五十斤，产值一万三千二百元。八十年代初，种植面积保持七十亩左右。一九八三年，总产薄荷油三百零二斤，产植四千二百五十元。
八、榨菜
一九七〇年，利用果园地插种浙江斜桥种春榨菜五百九十一亩。聘请了浙江省海宁县七位老农作技术指导。一九七一年，全县鲜榨菜总产量七千三百七十八担。江海、庄行供销社分别创建榨菜加工场，全年加工成品榨菜二千零七十一担，加工费总产值五万九千零四十九元。一九七一年冬，种植面积扩大到一千四百五十三百。塘外公社、平安公社粉丝厂，新寺公社、齐贤公社果园队相继建立榨菜加工场。一九七二年，胡桥公社粉丝厂亦兼营榨菜加工业务。一九七三年，榨菜获得丰收，全县一千四百六十九亩面积，总产鲜榨菜三万四千四百十四担，平均亩产二十三点四担，加工成品榨菜九千八百二十三担，加工费产值达二十九万六个四百八十七元。一九七八年，普及到十四个公社的十六个大队，三百零五个生产队种植，实种面积增加到二千零四十八亩。总产鲜榨菜三万四千八百六十担，加工成品榨菜一万零五百九十一担，加工费产植增加到三十一万四千二百三十四元。一九八〇年，外地榨菜倾销本县，种值面积减至八百八十亩，并遭受严重冻害，鲜榨菜总产量降至三百七十八担，亩产只有四十三斤。一九八三年，种值面积二百八十亩，总产鲜榨菜六千九百五十一担，平均亩产二十四点八三担。
九、青豆
青豆(豌豆)是出口商品，一九七九年，本县棉田插种一百十亩，总产量一千担，总产值一万四千元。一九八〇年，插种面积扩大到四百九十八亩，总产量四千五百五十八担，总产值七万六千二百元。一九八一年面积增至千余亩，总产值三十二万八千五百元。其中庄行公社牛娄六队插种十六亩青豆，总产值五千八百八十六元，平均每百产值三百二十七元。一九八二年，全县插种四千三百零六百，分布十三个公社，全年上市青豆一万二千七百零三担。至一九八三年，计上市青豆四万一千七百五十八担，总产值七十五万二千五百三十七元。产品主销美国、日本、法国、英国、西德等国家。
十、水生作物
本县曾种植的主要有荸荠、藕、菱、浦草、席草等类。
荸荠：别名马蹄、又称地栗，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乾隆年间曾有种植。一九八二年，从浙江省乐清县引进荸荠种，种植面积五百三十亩，总产量一万六十余担，平均亩产三十点二担。塘外公社大门三队种植四亩地栗，总产二百五十二担，平均亩产达到六十三担，每亩产值七百五十六元。
藕：乾隆年间已有种植，多见于池塘、宅河，主要采收莲蓬及荷叶。一九八二年，本县从江苏省盐城地区引进七千余斤浅水藕种，在低洼田里种植二十七亩，平均亩产约三十担。因销路不畅，一九八三年种植极少。
菱：主要品种有腰菱、水红菱、和尚菱、麻皮茎菱、狗头菱等。五十年代前，农民放菱较普遍，有些河沟亦有自然生长的野生狗头菱。七十年代起，本县发展养猪生产，大多河港放养水面青料，放菱面积逐年减少，八十年代初，主要产地集中在河港较多的胡桥公社一带。
蒲草：解放前，庄行、邬桥、胡桥、金汇等地农民就有种植浦草的习惯。解放后种植极少。一九六一年，总产蒲草一百七十七点四一担。一九六二年种植寥寥，总产蒲草二点八五担。一九六三年起逐渐绝迹。
席草：三年自然灾害(196O～1902年)之后，市场草席供应一度紧张。一九六五年，本县从浙江省鄞县引种栽值八十亩，分别在平安、肖塘、庄行、江海等公社试种，且聘请了一名浙江席草老农。一九七二年，市下达计划面积一百亩，集中肖塘、庄行两个公社种植。后因产量低，面积逐年减少。一九七九年，实种面积只占计划面积的百分之六十。一九八一年起停止种植。
十一、养峰
本县原无专业养峰，农村仅有土法饲养的少量中峰，无商品蜂蜜。民国二十三(1934)年初，头桥王玉振创办“野园实业社”，占地四十亩，园内种有桃、李等果树，还有辣椒、番茄和除虫菊等类经济作物，蜜源较充裕。其兄玉书即从三官中学买进一箱意蜂，峰箱常设分水墩饮和堂药店(今头桥供销社分水墩站)后面。
抗日战争时期，因浙江地区政治局势不稳，蔡冠洛(当时任江浙养蜂协会主席)、谢全德等人，在一九三九年初将“可园”蜂场由浙江省嘉兴县迁至奉贤。一九四七年在肖塘定居，后又有王鸿言等人也从浙江迁居奉贤放蜂。蔡冠洛任江浙养蜂协会主席期间曾报称：“会员各场不为威胁不为利诱艰苦维护以迄于今(1946年)所存只四十余场，三千数百群，不及战前三分之一”。“职会各场转地所至，仍不免有藉端勒索，及敌意留难诸事发生”。江苏省政府回训令称：“令仰该县(指奉贤县)县长对于境内各养蜂场所切实遵照保护”。
四十年代末，由于本县蜜源及交通条件较好，外省(主要是浙江地区)来奉贤放蜂逐年增多，由此推动了本县亏业养蜂的发展。当时本县养蜂较早时有：青村港的吴保平、冯佳炎、褚掌规，奉城的杨永兴、陈广福，胡家桥的俞伯华，新寺的蒋文军、蒋文麟、周志浩，齐贤桥的徐培田，泰日桥的陈文騄，南桥的夏宗禹、邹志春、周金文、李东荪，三官堂的吴瑞初、方鹤鸣，庄家行的张海林、沈兆东等等，其规模大多在四、五十群(箱)。当时转地范围春季仅限于金山、松江等地区，以采紫云英蜜为主；夏季转地至浙江桐乡、海宁等地区，以采乌桕蜜为主，然后返回本县采集棉花蜜及荞麦蜜，平均每群蜂年产蜜最高的可达二百市斤。
五十年代初期，本县广种荞麦，对秋季蜂群的增值及蜂蜜生产均有重大关系，是养蜂的大发展时期。一九五一年，谢全德任江浙养蜂协会主席，直至一九五三年秋协会撤销。合作化时期，谢全德、王鸿言等人由奉贤转地金山县诗蜂，户口定居亭林．谢全德是闻名市郊的养蜂技术员，是一九八一年拍摄《蜜蜂王国》影片的技术指导。该片荣获最佳科教片奖。
一九五六年，在浙江放峰中，我县蜂场首先发现了一种蜂体寄生螨，不久，即蔓延各地，成为全国性的蜜蜂病虫害。本县亦受到很大损失，不少蜂场濒于绝灭。五十年代后期，荞麦面积逐年减少，本县养蜂生产处于下坡状态。
一九五八年成立了人民公社，本县个体养蜂绝大部分参加了当地公社蜂场，一些外地蜂场根据自愿的原则，亦先后在各地参加公私合营蜂场或公社养蜂场。
一九六〇年，中国农科院养蜂研究所为研究皇浆的生产技术和医疗作用，在上海成立皇浆研究协作组。参加的有上海、嘉定、奉贤的重点蜂场和上海中山医院(负责临床试验)，本县参加协作组是江海公社蜂场。在杭州进行试验性生产获得成功，为全面生产皇浆奠定了技术基础，皇浆经济价值高，收益约占整个养蜂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至七十。当时县主管养蜂生产的副业局还组织部分蜂场，采取自愿投资蜂群及蜂具的办法，建立了联合蜂场，前后持续近两年。
一九六一年，全县十五个公社蜂场，共有放蜂员二百六十七名，五千一百零八群蜜蜂，全年产蜜二十万斤，皇浆四百公斤，总产值六十万元。
一九六五年，本县养蜂获得高产，全县三千零八十四群生产蜂，全年产蜜三十八万零六百斤、皇浆四百四十二公斤、蜂腊一千九百余斤，年末蜂群增加到三千六百五十六群。全县十六个公社养蜂场，全年创净利润二十二万二千九百元。
一九八二年，全县下设一百二十三个分场，有放蜂员三百名，饲养生产蜂五千八百七十八群，年产蜂蜜四千二百四十八担，皇浆二千三百七十三公斤，总产值七十五万六千八百三十五元，扣除工资等支出后净余六千五百五十三元。一九八三年，有一百五十三个分场，放蜂员二百五十五名，饲养生产蜂六千一百二十四群，年产蜂蜜三千三百四十二担、皇浆二千五百四十公斤，总产值五十五万七千五百零八元，收支相抵亏损七万二千零三十一元。
一九五〇年奉贤个体养蜂场情况
十二、金钱龟
在本县历史上从未有过人工饲养孵化金钱龟的记载。一九八〇年秋，齐贤公社水产养殖场试养孵化获得成功。九月二十九日，首批运用人工孵化繁殖的一千只金钱龟由齐贤运往日本东京。成为市郊最大的金钱龟出口基地。
一九七九年冬，公社投资三万元，利用原果园中的两片低洼地，兴建了四只水泥精养池塘，塘深二点五米，面积四亩八分，四周砌有二米高的围墙，包括场内附属用房共占地约十一亩。
五十年代前，野生乌龟较多见，热天常见在河边树根上或菱柴茎上，特别在放养菱角的河中更多。五十年代后，农药大量使用，加上人工捕捉，本地野生乌龟几乎绝迹。
乌龟寿命极长。属卵生动物，雌龟每年农历六、七月产蛋，产蛋量五至七个不等，最多也有超过十个的，都是一次性产完。齐贤养殖场的乌龟是一九七九年从江苏省扬州引进的优良品种。运用人工技术孵育小乌龟。刚出世的幼龟，直径只有二、三厘米，龟壳较软，因背上线条呈金黄色，敌称“金钱龟”。
乌龟喜吃烂、臭、腐食物。如用精料饲养，每只成年龟平均每天用料十至十五克。乌龟产蛋后利用人工孵化，方法简便，室内放上黄沙，把龟蛋埋入沙内，上面盖沙约二市寸左右，室温保持摄氏二十八至三十度之间，连续六十天后即可孵出幼龟。齐贤养殖场只有一个人养龟，从一九八〇年秋至一九八三年底，共孵化出金钱龟二万四千九百七十只，总产值一万三千七百余元。远销日本、香港等地。
在日本，乌龟被视为吉祥礼品。新年贺喜、祝寿、结婚、庆贺新生婴儿，亲友往往以幼龟相赠。日本来宾多次到齐贤公社养龟场参观，对大大小小的乌龟都爱不释手，纷纷要求购买。
十三、地鳖虫
地鳖虫是野生昆虫，全身可入药。主要生长在年久的灶后柴仓等处土壤较疏松地方。人民公社成立后，农村住房条件不断改善，野生地鳖虫的生长繁殖受到影响，数量逐年减少。
六十年代初，本县利用野生地鳖虫进行人工饲养。一九六四年，金汇公社牧场用八只大缸和六只地池饲养十五平方米，后又在泰日公社牧场试养六十千方米，均获成功，成为全国首创。一九六六年，全县人工饲养地鳖虫发展到近二千平万米，上海文汇报社的新闻记者特地来找县摄影。六十年代末，个体饲养极少，集体亦寥蓼无几。七十年代初，新寺公社骑塘大队草药房采用格层饲养，效果良好。一九七二年，全县人工饲养地鳖虫有一百多个单位。一九七七年，因管理不善，几乎全部下马。一九七九年陆续恢复饲养，品种从江苏省引进。一九八〇年至一九八一年，市药材公司还拨款本县扶助基金五千元。一九八二年，全县发展到二百多农户饲养地鳖虫，全年上市干地鳖虫一万零五百公斤，产值十四万余元。一九八三年，只有五十多户饲养，全年上市干地鳖虫六千公斤，总产值二万五千元。本县人工饲养地鳖虫在上海市郊尚属独家经营。
十四、编织加工
主要有蒲包、麻宝、芦花制品、草席、草绳、草片、柳条箱、编织花帘、糊盒、刺绣及肠衣加工等项目。
蒲包：早在四十年代前就有编织习惯。主要供棉花包装使用。每当棉花收获之时，农民将自己编织的蒲包运往金汇镇蒲包场上出售。蒲包价格由棉花丰、欠而定，丰年售价高，欠年售价低。
五十年代间，各社、镇先后开设编织工场。一九五七年，编织蒲包一万一千七百四十七只。一九六一年增加到三万三千七百七十七只。均有县土产公司收购经销。后因棉花逐步改为麻包和布袋包装，蒲包陆续淘汰。
芦花制品：本县夹塘地区盛产芦苇，沿海农民历来就有采集芦花进行加工制品的传统习惯。每年进入白露、秋分时节(前后约20天时间)，人们就成群结队前往海滩采集芦花，晒干后编织成芦花蒲鞋和芦花扫帚等等。解放前，芦花蒲鞋曾畅销本县及邻近各地。有些贫困农民在严寒时把芦花蒲鞋当作棉鞋穿。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芦花制品逐步转向以生产芦花扫帚为主。一九七一年至
奉贤县芦花扫帚历年加工实绩
一九八三年，全县共加工成芦花扫帚六百四十三万一千四百把，总产值二百二十七万三千二百三十二元。
草席：三年自然灾害之后，本县市场草席供应紧张。一九六五年从外地引种席草，由县生活资料经理部组织人员加工草席，并从浙江聘请一位老农专作技术辅导。一九七二年，国家下达种值计划后，集中肖塘、庄行两个公社，用手织机各十台从事织席生产。一九七二年至一九八〇年共编织草席三万七千五百四十五条．后因手织机操作吃力、化工大、产值低等原因，到一九八一年全部停产。
一九七二至一九八〇年草席生产实绩
草绳：是本县传统手工业产品，解放前靠手工搓制，经营者以农村男性老年人为多，每天磋制量七、八斤不等，能干者亦有十来斤的。
新中国成立后，手工磋制逐步改为机械生产，一九五八年，本县从外地购进八十一台草绳机，首先在南桥、庄行两镇开设草绳加工场，组织无业居民劳动就业，年内陆续发展到九个加工场，仅一九五八年就生产草绳一千四百六十八担。六十年代初期，少数个体户亦从事生产机制草绳。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二年间，全县年平均产绳量一万余担。历年产量最高的胡桥公社，在六年中年平均生产草绳六千五百二十一担，占全县总生产重的百分之六十五点二。一九八三年，全县生产草绳六千零六十三担，产值三万七千五百元。
柳条箱：编织始于七十年代初。一九七〇年，四团公社金洋大队开设柳条加工场。一九七一年起加工单位逐年增加。一九七九年，全县发展到二十三个加工场，全年编织柳条箱八万六千五百三十只，产值十五万三千二百元。江海公社跃进二队十二名职工，编织柳条箱八千一百只，年产值一万二千八百余元。后因塑料包装箱进入市场竞争，柳条箱销路受到影响，加工单位逐年减少。到一九八二年，只剩下六个加工场，全年编织柳条箱五万一千七百八十五只，产值九万一千七百元。一九八三年编织三万五千二百六十二只，产值六万三千元。
奉贤县编织柳条箱历年生产实绩
单位：只、万元
十五、采集药材
本县野生药材资源丰富，广大劳动人民有着历史悠久的采集和加工习惯。本县仅一九八二年采集的动植物药材就有一百三十七只品种。
奉城公社高桥地区采集杜瓜根加工天花粉已有一百多年历史。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高桥地区的焦墩头(今墩民大队)最为尤盛，约有半数以上农户外出采集杜瓜根，制作天花粉亦达到高潮。后来，土地平整、荒滩改造，野生杜瓜藤逐年减少，挖掘杜瓜根者亦寥寥无几。
抗日战争前，拓林盛产铁梗青蒿。环城三华里长是主要产地，特别在荒地多的城南门外至护塘最盛。产品较为名贵，在南京、苏州等地，均有拓林铁梗青蒿露上柜供应。五十年代初，苏州中药铺门口旁还悬挂着“柘林铁梗青蒿”的金字招牌。六十年代中荒地改种庄稼，护塘筑成公路，原有野生铁梗青蒿已基本绝迹。
一九六二年，本县开始捕捉蚯蚓加工地龙干，数童极微。一九六六年起逐年发展。七十年代年平均采集量二十万公斤左右，年均产值五十多万元。一九八二年，采集量达到三十六万四千一百六十五公斤，产值九十四万六千八百元。一九八三年采集到地龙干十三万公斤，产值三十六万元。历年采集量占全国总收购量的三分之一，居全市之冠。
十六、劳务运输
主要有砖瓦厂装泥、建筑小工及零星什务等种类。
一九六四年九月多种经营情况汇报：包括组织剩余劳力修公路、到星火农场开河挖渠等，一至八月份全县旁务收入五十二万八千余元。随着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和城镇建设事业的不断友展，劳务运输逐步扩大，产值逐年增加。一九七六年包括建筑、运输，全县劳务总收入为一千零七十三万四千元。一九八二年增加到二千六百七十三万五千余元。其中公社企业占百分之六十八点六，大队企业占百分之十三点三，生产队占百分之十八点一。一九七九牛农村经济典型调查：江海公社五星大队，一九六六年劳分收入九千三百零四元，平均每个劳动力十六元。一九七八年增加到三万零二百十二元，平均每劳四十元。
一、种植业
大蒜：是本县传统蔬菜，早在清光绪年间，青村港西南一里地的翁家塘(今青村公社姚家大队第七、八、十一生产队)的农户就已大量种植大蒜。畅销青村港、金汇桥、齐贤桥、泰日桥、庄家行、三官堂、南桥等地。到了民国初期，“青村港大蒜”的产、销兴旺，翁家塘几乎家家种植大蒜，上集市销售。翁银华一家每年销售量足有十余担，一般户亦有三、五担。“青村港大蒜”先后发展到朱桥、朱店、十庄、王家等地。不少农户以种植大蒜为一项主要副业。直至四十年代末还不见衰落。
“文化大革命”期间，集市贸易中断，产、销渠道堵塞，农家只在零星菜地上少量种植，大多留作家庭烹调或醃制咸大蒜食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蒜进入外贸市场，种植范围陆续普及全县农村。
篦麻：民国三十二(1943)年，汪伪“奉贤合作支社”为鼓励农民种植篦麻，曾颁定免费分给种子，并派技术人员就地指导栽培，蓖麻籽以相当小麦价格收购。全县计划种植一千七百亩。后由于政局不稳等原因，无法推行种植，“实际有四百九十七个农户试种”。其时调查资料统计。实种面积一千亩，用种量八百五十斤，从昭和通商株式会社上海支店引进。品种有山东种和台湾优良种。栽培后天气干旱、发育不良，并有红铃虫危害，总产量四百担，平均亩产只有四十斤。
二、饲养业
民国三十二(1943)年奉贤县特别区公署第五分区农村副业调查称：“乡村农家每户养鸡、鸭、羊、猪之类，收益颇厚，产量亦巨，鸡鸭蛋大多贩售于上海市”。
猪：一九五二年，本县家庭养猪五万八千二百八十一头，全年上市肉猪二万三千八百四十一头。江苏省奉贤县一九五七年度社员户养畜禽典型调查：“南桥乡红星社(今江海公社红星大队地区)、泰日乡中心社（今泰日公社墩头大队地区）、泰日乡光辉社(今泰日公社光辉大队地区)，年初农户圈存生猪一千二百零四头。其中种公猪四头，生产母猪二百三十一头，后备母猪二十二头。全年上市肉猪七百零六头，自宰自食一百八十头。年内产仔二千六百六十四头。其中出放苗猪一千九百八十七头。年末圈存生猪一千二百六十一头。其中种公猪三头，受胎母猪七十六头”。一九五八年，农村实行生活集体化，全县户养肉猪上市量二万九个六百十六头。一九五九年本县从江苏省划归上海市后，畜禽生产不断发展。六十年代间，社员肉猪年均上市量十万一千六百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发展速度加快。一九八二年，社员生猪饲养量四十五万四千八百二十头，占全县总饲养量的百分之七十七点七。其中上市肉猪三十一万零五百四十二头，占全县总上市量的百分之八十八点五。年末圈存十四万四千二百七十九头。一九八三年，社员生猪饲养量四十六万二千七百八十九头，占全县总饲养量的百分之八十五点五九。其中上市肉猪三十一万二千四百二十九头，占全县总上市量的百分之九十三点九八。年末圈存十五万零三百六十头。
羊：一九五二年，全县家庭养羊二万七千零八十五头，大多自宰自食。一九五七年，调查南桥乡红星社、泰日乡中心社、光辉社三个地区，年初圈存山羊一百八十三只，其中种公羊三只，生产母羊九十四只。年内产仔一百四十五只，全年上市一百零六只，自宰四十七只。年末圈存二百十四只。其中种公羊四只，生产母羊九十二只，受胎母羊五十六只。年初圈存绵羊二十只。其中种公羊四只，生产母羊十三只，全年上市十一只，自宰二只，年末圈存五只。其中种公羊二只，受胎母羊二只。一九八二年，全县农户养羊二万二千一百五十七只。其中山羊一万九千零九只，绵羊三千一百四十八只。全年上市山、绵羊六百五十七只，自宰目食六千七百二十六只。一九八三年，社员养羊二万七千六百四十七只。其中山羊二万六千二百五十九只，绵羊一千二百十九只，湖羊一百六十九只。全年上市山、绵羊一百八十二只，自宰自食五千八百九十六只。
兔：一九五二年，全县社员养兔二万零六百八十一只。一九五七年，调查南桥乡红星社、泰日乡中心社、光辉社三个地区，年初饲养肉兔三十八只。全年上市肉兔一百三十六斤五两，年内(包括上市数)共增加一百只。年末圈存五十三只。年内买进长毛兔三只，全年产免毛四两四钱。八十年代起，养兔业迅速发展。一九八二年，全县户养兔子年末圈存量达到三十一万八千一百十二只，占全县年末总圈存量的百分之九十一。其中长毛兔二十八万三千二百二十九只，肉兔三万四千九百十三只。一九八三年，年末存量二十四万一千零九十七只，占全县年末总圈存量的百分之九十五点七九。其中长毛兔二十二万四千七百八十九只，肉免二万六千九百十六只。
家禽：一九五二年，户养家禽三十一万只。一九五七年，南桥乡红星社、泰日乡中心社、光辉社三个地区，年初社员养鸡三千六百七十七只。其中母鸡二千六百十三只，平均每只母鸡全年产蛋五十九只。年内(包括活鸡上市数)共增加五千四百三十四只。年末圈存二千九百十四只。其中母鸡二千一百三十八只。年初养鸭二千四百零八只。其中母鸭二千二百十二只，平均每只母鸭全年产蛋九十五只。年末圈村二百九十六只，均为母鸭。一九五八年，农村实行生活集体化，家禽饲养量减少到十四万二千只。一九五九年本县从江苏省划归上海市后．家禽饲养量逐年增加。六十年代时，社员年末家禽圈存量平均每年三十万六千只。一九七八年增至四十三万一千只。一九八二年达到五十一万六千二百五十九只，向国家交售肉禽五万六千二百十四只，上市鲜蛋五万三千八百九十六斤。一九八三年户养家禽四十八万八千六百二十六只，上市肉禽十二万七千六百二十六只，上市鲜蛋十九万四千一百七十二斤。
江苏省奉贤县家禽概况调查
(全县户口人数二十四万二千余人)
续
民国三十七(1948)年
三、手工业
糊火柴盒：民国十九(1930)年，上海大华火柴公司在金汇镇西街开设火柴(自来火)发盒部，除雇用糊工三十名外，并每月对外发盒二百万。不久，南渡桥、刘港亦相继设立火柴发盒部，每月糊盒一千万。肖塘、油车桥、丁家桥、北新桥等地还增设了发盒分部。每月糊盒约一亿六千八百万只，手工费值米一千三百石左右(每石150斤)。不少农户作为谋生手段，一直持续至五十年代初。
糊粉盒：一九八二年七月始，齐贤公社三长、屠家、陈家、丁家、沿港、李家六个大队，为齐贤日用化学品厂糊制痱子粉、爽身粉、香粉盒子五百万只，加工费收入十二万五千元。一九八三年，糊盒单位扩大到齐贤、龙潭大队，全年糊盒一千万只，计加工费收入二十五万元，每人日平均(按八小时计算)糊盒约一百二十只。从事业余糊盒者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左右。一九八四年又扩大到白沙、北行等大队。
编织花帘：清朝后期，韩村乡鞠家桥(今江海公社韩村大队第五生产队)鞠、除两姓的聚居地，有利用芦苇编织花帘的传统。三十年代时，约五十农户中，编织户就达百分之九十以上。一般农户每年编织三十顶左右，最多的鞠夏泉，每年编织近百顶，至四十年代初，就近扩大到北至“汤、周”一带，有近二百编织户。鞠家桥花帘祖代相传，远销胡家桥、庄家行、张堰、亭林等地。五十年代起，随着农田基本建设的发展，该地芦苇逐年减少，花帘的主要产地转向沿海一带。
草片：编织始于六十年代初，四团公社一带农民从事釆收茅草编织草片。五墩、新桥成称“草片之乡”。产品直接销售上海协兴打包作，主供搪瓷器皿包装衬垫之用。一九六三年间，头桥、平安等地农民也开始釆收编织，该年全县编织茅草片一万九千七百张。六十年代末，搪瓷厂改变包装材料，茅草片需用量甚微。到一九七二年，全部改用稻草作原料，转产编织一百零五平方厘米的大草片，产品由县土产公司经销，专供上海缝纫机厂作机架包装使用。生产单位较少，年产量不足十万张。因东乡稻草资源有限，生产单位逐渐西迁，到一九七五年，肖塘、邬桥、金汇、齐贤、庄行、江海等公社的农户，几乎有百分之五十以上家庭从事编织草片，每人日平均编织量二十来张，成为家庭副业的一项主要项目，全年编织四百余万张，年产值五十余万元。一九七七年，年产草片九百八十七万六千张，年产值达一百二十八万余元。一九七八年后，本县大面积种值蘑菇，部分稻草供给蘑菇培养料使用，草片生产量相应减少。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二年间，年平均编织草片三百十七万张，年均产值四十一万二千元。一九八三年编织一百八十六万九千张，年产值二十四万三千元。
刺绣：民国时期，高桥陶馥兴开设花边行，邻近妇女大多去领料做花边。六十年代初，南桥镇街道亦开办绣花工场，解决无业居民就业。一九八〇年，本县建立了工艺品厂，下设十三个刺绣单位，全年绣工资收入四万一千四百四十四元。一九八一年，县工艺品厂专门派员到刺绣单位作技术辅导；刺绣单位扩大到二十一个，且还下设七个收发站；绣工费收入达到三十九万七千八百零二元。一九八二年，全县从事业余刺绣的人数发展到九千一百七十人，全年绣工费收入增加到六十六万八千一百七十二元。该年，庄行公社存古大队有三百六十四户社员参加刺绣，绣工费收入五万零八百余元。占全大队农副业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一九八三年，全县业余刺绣人员增加到一万一千八百二十四人，绣工费总收入四十万二千八百元。最多的邬桥公社达到五万六千六百三十元。
四、狩猎
四十年代，砂碛乡的王寿生、王圭瑞、郁小弟，六墩乡的唐岳鸣、阮杏楼、倪金林、宋杏亭，树园乡的杨昌、庄昌，肖塘乡的范若农等人，每逢冬、春，从事打猎。王寿生十四岁时，练得一手好枪法，能射击起飞之飞禽(俗称飞头)，有一枪击落两雉之艺。王驯养三犬，随身助猎。以一头“黑贤狗”最佳。民国三十三(1944)年冬，王与弟圭瑞，出猎在沣垫东，“黑贤狗”擒得一只水獭．王平时早出晚归，远至浙江一带，狩猎四十余载，名扬四乡。南汇周浦的林小弟等猎户，闻讯特来与王结交，乞助猎艺。范若农出猎立足当地，猎艺高明。能射击迎面扑来之禽兽，亦能精确击落猎犬近身的兽类。邻近四方常有同行与范一起出猎，每次出猎少者猎获一、二件，多者十余件不等。狩猎种类有五十余种(详见附表)。六十年代后，坟荒平整，森荫改造，内地野兽逐渐减少，狩替范围已扩大到北渡浦江，南跨海塘。
奉贤县狩猎种类概略表
续一
续二
续三：
续四：
续五：
续六：
续七：
续八：
续九：
续十：
续十一：
续十二：
五、商贩
四十年代前后，有些农户自制小商品沿街叫卖，糊口谋生。今江海公社曙光十四队李进生，每天向借户买进飞禽兽类，利用三汤煮制，提篮上街叫卖，在南桥地区出名为“卖鸟肉阿进”。
南桥镇东北西胡家（今江海公社九华一、十队），早在清末时期，有个叫胡虎生的祖代，擅长用糯米制作粢饭，清良肩挑上街叫卖。民国初仅有三、四户，四十年代增至十来户，粢饭摊常设南桥闹市处，成为南桥镇上的老卖户。
解放前夕，农村常有小贩兜售禽蛋及土布等农副产品。合作化时，亦有上街设摊摆卖各种食品、小商品。三年自然灾害期间（1960～1962年），各集镇到处设摊有糕饼、米饭、豆制品等食品。“文革”十年中，街头商贩绝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落实各项经济政策，允许农民上街经商，市场又出现兴旺景象。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资料统计：一九八一年，农村有证商贩年末实有数五户，从业人员五人，资金一百十五元，营业额一千零三十六元。一九八二年增加到二百六十一户，从业人员增至三百零八人，资金四万九千三百零四元，营业额十五万三千九百四十八元。至一九八三年六月底，全县农村商贩已增至六百四十七户，从业人员增至八百就是六人。主要经营服装、小百货、水果、炒货及各种手工业品等。资金有十一万九千九百零五元，营业额七万零一百七十二元。
六、典型户
江海公社人民九队王恒石，一九八二年饲养长毛兔二十二只，收入四百元；饲养母猪二头，育成苗猪十一头（包括母猪淘汰），收入六百十元；上市肉猪十六头，收入二千五百六十元；自留田里培育水杉树苗，收入四百二十元；自积肥料二百七十五担，收入一百十元；做外包工等劳务收入二百九十一元，全年家庭副业收入五千零四十一元。包括全家五口参加集体生产收入六千四百八十九元七角六分，全年总收入大道一万一千五百三十元七角六分。该年秋季，王恒石出席了市政府召开的“万元户”会议。
奉城公社永益四队施仁明，一九七八年试养地鳖虫三十平方米，当年筹建铺底亏损一千多元。一九七九年，饲养面积增至六十平方米，净收入六百元。一九八〇年扩大道一百五十平方米，净收入增至三千元。一九八一年保持上年面积，净收入高达六千余元。一九八二年，收购计划受到限制，饲养数量减少，净收入降至三千元。一九八三年起体质饲养。
一九八〇年四月十五日《解放日报》市郊版报道了他饲养地鳖虫的情况；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三日《解放日报》介绍了他的饲养管理经验；同年《科学种田》第十、十一期发表了由他写的《地鳖虫的冬季饲养》一文。是年，又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施仁明编著的《地鳖虫》一书。
塘外公社大门十一队陶云莲，一九八一年初，利用楼房底层一间二十四平方米的房子试养长毛兔，初养时每只毛兔平均每次剪毛三、四两。该年秋季改良品种，低质毛兔逐渐淘汰。一九八二年春，已陆续引进和自行繁殖成三十九只长毛兔，平均每只毛兔一次剪毛提高到五两以上。是年深秋继续改良换代，到一九八三年初，已精心培育成三十五只高产优质长毛兔。陶云莲饲养的毛兔只只腰粗背阔，兔毛浓密整齐，平均每只毛兔一次剪毛提高到六两以上，有些毛兔每次剪毛超过七两。产毛率最高的一只耳号为“一一〇”的西德杂交母兔，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奉贤县第六届赛兔会上，剪下一刀兔毛达到九两二钱，经济收入二十三元三角九分，创造了全市最高纪录，成为市郊培育良种毛兔的先进典型。在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农村生财指南》一书中，登载了陶云连饲养长毛兔的科学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