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嘟,嘟,嘟——嘟!”
开汽车的人谨慎地以每小时二十公里的速度,沿着农村公路行驶着,注意那些靠路边的农舍,他放慢速度,响了三次喇叭。立刻一阵蜂拥,有几百只母鸡从门口跑出来,它们跟在鸭子后面,刚巧来到汽车路上。赶快急刹车,但已经来不及了,车子滑过去,无法停住,已经在蜂拥的鸡群中冲出一条血路——鸭子停住,又逃回去了,轧死了几只母鸡。车主人心里很不安,把车开到路边,然后出了车厢。一个非常愤怒的老人从农舍里跑出来,后面跟着一个傻乎乎的大约十四岁的少年。老人看到这个情景:两只鸡死了躺在路上,还有一只鸡轧坏了翅膀躺在尘埃里。
“一个人该这样子闯过别人门口吗?”他吼道。他穿过马路,拾起那只被轧坏翅膀的鸡,气冲冲地一把拧断了它的脖子,然后转身冲着那个谋杀者,好像要再找几个脖子来拧断似的。
“为什么你不鸣响喇叭?”他质问。
“我做了,”车主人低声地说,“响了三次。”
老人回过头来问傻小子:“你听到了吗?”他用愤怒的语气问道。那个男孩子摇摇头,好像因为有人竟能压死了鸡还来扯谎,而感到很难过似的。
“我要问你的姓名和地址,”鸡主人继续说,“到警察局去,我们决不罢休……”
“你听我说,”车主人说,“这些轧死的鸡,我愿意赔偿。”
“每只鸡不能少于三镑!”主人宣称。
“可是一只鸡一般价格还不到一镑。”车主人说。
农民大发雷霆:“你自己看看,这是什么样的鸡?”他吼着,“二十里方圆找不到这样好的鸡! 你真交运, 我的妻子不在家, 不然的话,她会告诉你一些情况。我告诉你,这里的鸡她只只都叫得出名字来,在伦敦街上。能有这样好的鸡么?”车主人只好被迫说是没有。
“那么三只鸡赔我九镑,”农民说。
“五镑吧。”车主人说,看了一下他的表,到家还要行驶几百里路呢!
最后妥协: 七镑。
两分钟以后,车和它的主人从山那边消失了。
老人把钱塞进腰包,把死鸡交给傻小子:“把这交给女主人,杰克,”他说,“告诉她,我已经等不及要吃饭了,在你吃饭之前,把鸡喂一下。”
傻小子进去,不久又出来,一只手拿着一盆谷粒,另一只手是一只旧的汽车喇叭。他把盆子里的谷粒,倒在公路正中央,于是吹响喇叭,又长又响。
母鸡跟着鸭子奔涌而出。
(孙善康 译)
选自《新华日报》1985年6月8日
【赏析】 在自由市场买东西受过骗、吃过亏的人,读了这篇小说也许会深有感叹。笔者曾看到过许多骗局,但象马克·吐温所描写的这样精巧的骗局却从未见过。
作品中的这位老人的确老辣。其高超的骗局无疑会给他所经营的“新型的农村副业”带来勃勃生机。其骗术有两点最为精妙。其一是以一个决意报复的受害者的面目出现,用强大的气势吓倒受骗者,使之俯首遵命。“愤怒”的“质问”,“大发雷霆”的“吼道”,发誓“决不罢休”,拉对方“到警察局去”寻找正义的评判……,无非都出于一个动机:要迫使车主人屈服。更令车主人害怕的是:老人竟然“气冲冲地一把拧断了”那只正在流血挣扎的鸡的脖子,而且旋即又转向车主人,“好像要再找几个脖子来拧断似的”——当然不是再拧鸡脖子而是想拧人脖子! 这是何等的气势,何等的粗犷,何等的冷酷,何等的怒不可遏! 老人的音容举止使车主人感觉到强大的精神压力,他不得不“低声地说”,不得不主动要求赔偿损失。其二是向对方暗示更坏的结果,虚构出另一种更坏的选择并与他所提供的选择形成对比,从而使受骗者觉得与其让事态朝更坏的方向发展,不如接受他的条件。当老人报出高出一般价格三倍的赔偿金额之后,被老人的气焰压倒了的车主人似乎清醒了一些,他开始讨价还价。这时,老人突然不无体恤意味地说:“你真交运,我的妻子不在家,不然的话,她会告诉你一些情况。我告诉你,这里的鸡她只只都叫得出名字来……”已经陷入狼狈境地的车主人,又听说还有一位喋喋不休的老太婆,不可能不想到一旦她赶到,还不知要怎样为她那几只能叫得出名字来的母鸡又哭又闹呢! 没遇到女主人,毕竟是不幸中之万幸、倒运中之“交运”。车主人“看了一下他的表”,生怕在此久久耽搁,终于交出七英镑了事。当然车主人所害怕的更糟糕的事并不会发生,因为那女主人一直呆在家里,并不打算出来。以上两点,前者作用于被骗人的感官和情绪,后者作用于他的理智。兼而因之 必生奇效。
然而,精巧的不仅在骗局本身,还在于作家对这一骗局高超的叙述艺术。小说的主要悬念是:为什么鸣响喇叭会立刻引来几百只母鸡跑到汽车路上? 作家一开始并不对解开此悬念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只是十分平静地叙述出这一奇观,然后转向重笔描写老人的愤怒和车主人的狼狈。直到事件结束后,作家才同样平静地叙述了鸡群扑上公路的奥秘——老人一直让小孩在公路上喂鸡并总以汽车喇叭作为喂食的信号。这种叙述手法迫使读者回味甚至重读前面的所有描写,诱导读者去思考: 为什么小说以“新型的农村副业”为题?老人行为的动机何在?……在看到结尾之前,我们虽然也觉得老人过份苛刻,但至少还认为他也是个受害者,特别是当读者从叙述者的视点看到那孩子好像“很难过”时,更不免要产生几分怜悯之情。这种对受害者的同情与对老人的气势汹汹和贪得无厌的厌恶两种情感相互抵消,使读者心理趋于平衡,又使读者不把注意力集中在老人的卑鄙丑陋上。待到悬念解开后,如果再去细细品味老人的言行举止,我们才会发现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无不暴露出心灵的丑陋。比如老人一把拧断那只仅被轧伤了翅膀的鸡的脖子,难道仅仅是恐吓车主人吗?是否还表现出老人的贪婪至极和老谋深算、生怕车主人会以一只鸡未压死为理由讨价还价呢?作品的结尾以冷峻的笔调撕开表层点到实质,使前面所有的叙述和描写一下子增添了新的内涵,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揭示出前面所有细节的更深一层的含义。这种精巧高明的叙述,促使读者重读再重读,并确保那些力求穷尽艺术品所有蕴含的真正的欣赏者在再三欣赏时,总能有新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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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二日,农夫马塞厄斯·特尔内离开了自己的农舍——一份占地很大的房地产。虽然地处偏僻,可也算属于布兰尔和荷兰文洛附近边界线之间的吕奇材。特尔内种了许多芦笋。上午,家里人已把芦笋从地里拔出来,分了类。
他从农具棚开始走了二百来步,横穿过一块孤立在外但精心管理的萝卜田。突然他在田地里站住了,从左边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只指南针,从右边的口袋里掏出一只怀表。依照指南针的指示,他转向南方,几次纠正自己的位置,他看着表,先注视分针,然后注视秒针。他的眼光从表上移开,越过荆棘丛、白杨树、孤立的小农舍和村庄、炸毁了的坦克车和电线杆所勾勒出轮廓的平展的田野,一直望到地平线的尽头,然后又从地平线上移开,朝着单调的天空望去,由于在东南方没有出现电台所预报的所谓蘑菇云,马塞厄斯·特尔内把指针、怀表又塞进了两只上衣口袋,转过身来,横穿过萝卜地。在行走时,他曾两次向野草丛俯下身子,连到了农舍门口也不再转身。
(海达 译)
选自《外国文学报道》1985年1期
【赏析】 要在比基尼珊瑚岛上进行原子弹试验的预报发布了。人们对原子弹爆炸的恐惧,生命财产将毁于一旦,生死存亡的担忧,自不必细说,更何况是在一九四六年。
这一切要在四百字的微型小说里来表现,实在太难了。
可是,作者别具匠心,避开喧闹的抗议场面,不去写那人头攒动的逃亡,却选择了地处偏僻的农舍,用静悄悄的动作来表现。这是相反相成的手法运用收到的艺术效果。
你看农舍的主人马塞厄斯·特尔内,收好了芦笋,走出农舍,来到萝卜田,掏出指南针,纠正了自己的位置,注视着分针和秒针,然后一直望到地平线的尽头,再搜索着东南方向天空的蘑菇云。这一连串缓慢的动作里蕴涵着多么复杂的感情! 因此,当特尔内没有发现蘑菇云转身回去时,他两次向野草丛俯下身子,连到了农舍门口也不再转身。
作者尊重读者的想象力,留给大家艺术的“空白”,让读者去充实。这样的写法,耐人寻味,经得起咀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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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史密斯的律师事务所里还散发着油漆的气味。约翰很年轻。他的事务所今天早晨刚开张,只有一间等候室和一间工作室。现在,这位刚开业的律师正坐在他的大办公桌后面等着他的第一位委托人呢。
第一位委托人会是什么样呢?一个女人?一个男人? 也许是个巨贾?或是一个老百姓? 不管他长得怎么样,是个什么人,我决不能让他知道他是第一位委托人。约翰想,谁也不想当第一个,无论是医生还是律师。一个才开张就非常忙碌的律师事务所准能马上赢得顾客的信任。
他正想着,外面楼梯上响起了男人沉重的脚步声。来人慢慢向等候室走过来。约翰满意地听着开门和关门的声音。接着,工作室半掩的门上响起了敲门声, 约翰看见走进来的是一位头发灰白、衣着朴实的男子。他想,这是个会给我带来好运气的老百姓。和老百姓一起耕种的人准会获得丰收。
“请您原谅……”来人说。
约翰迅速拿起面前的电话:“实在对不起,请稍等一下好吗?我有两个要紧的电话要打。”他随便拨了个号码,静了一秒钟,然后报出了自己的姓名。
“我是……”来人想打断他的话。
约翰摇摇手: “请稍等一下,先生.我马上就招待您。”他清清嗓子,对话筒说:“是的,我是史密斯律师。我可以同五金工人工会主席菲普西先生讲话吗? 不在? 那今晚六点可以见见他吗?什么?对,就是为机械工狄克逊提出权益要求的那件事。您说什么?对不起,不行,再早我没时间。今天下午我还有好几位委托人。好! 那就六点。再见。”
“律师先生……”来人说。
“好吧,”约翰亲切地微笑道:“既然您这样着急,我就先办您的事。我等会儿再打另一个很重要的电话。您要委托我办什么案子,先生?”
来人走近几步,报以同样亲切的微笑:“是的,我很着急。您知道干什么工作都是这样的,不过不是委托您办案. 我是邮局的,来为您的电话接上线。”
(否定 译)
选自《青年作家》1987年第4期
【赏析】 本文以幽默调侃的笔调来嘲讽装腔作势、故弄玄虚的人,妙趣横生而又鞭辟入理,是一篇很有艺术特色的微型小说,它有很浓的喜剧色彩。
笑,是喜剧的基本特征,讽刺喜剧要在笑声中达到否定批判的目的。年轻而精明的约翰·史密斯,希望刚开业的律师事务所马上能赢得顾客的信任,并为了迎合顾客“不想当第一”的心理,要使事务所一开始就显得非常忙碌,这种愿望并不坏,但遗憾的是他选择了一种不恰当的方式来实现这一愿望: 在没有接上线的电话机上作了一场精心设计的有声有色的表演,装得那么忙碌而又那么热情; 但效果适得其反,约翰怎知他越装腔作势,也就越暴露得彻底,就越显得荒唐可笑。但《第一位委托人》不仅给读者描述了一个可笑的事件,提供一个笑料,更在于能启发读者去思考笑的对象的潜在本质,这位年轻律师的所作所为,实可为自作聪明、弄虚作假者戒!
当然,只有在描述的对象中包蕴着一定的社会意义而又引人发笑时,才具有真正的喜剧性。本文在表达上述主题时采用了喜剧常用的误会、夸张等手法和巧妙的艺术结构来诱发读者的笑声,并在会心的笑声中达到批判的目的。约翰把一早来为他的电话机接线的工人误当为是“第一位委托人”,于是“迅速拿起面前的电话”,像模像样地打起电话来。而那位憨厚、质朴的电工好心地提醒他:“我是——”,话还没说完,就被约翰打断了,接着作品极为夸张地描述这位律师的精彩表演:那做作出来的忙碌、精细、负责和热情。作品的妙处是让这装出来的一切,都是在明眼人的面前洋洋自得地表演出来的,因而就更显得荒唐滑稽,可悲可笑。特别是作品的结尾,在律师和电工同样“亲切地微笑”的对话中结束,这是一个当场出丑而又戛然而止的结构处理,这是一个不露锋芒而又令人难堪的结尾,是一个启人深思而又令人发笑的结尾,使整个作品在会心的笑声中结束,就更加强了喜剧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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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孤零零的墙上开着一个窗洞,那张开的大口像是在打呵欠,被夕阳的余辉照射,呈现出一片又蓝又红的色彩。一团团尘云在东斜西歪的烟囱残臂之间闪闪发光。瓦砾片堆成的荒野发着愣。
他闭着眼睛。突然眼前更暗了,他觉得有人走了过来,正站在他面前,黑魆魆, 蹑手蹑脚。 这下他们发现我了! 他想。但是他眯起双眼只看到两条套着破旧裤子的腿,弯曲得相当厉害,以致于他的目光能从它们中间穿过去. 他壮着胆子顺着裤腿往上瞄了一眼,认出这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手里拿着一把小刀和一只篮子,手指尖上沾着些土。
你在这儿睡觉啊?那人边问边俯视着他乱蓬蓬的头发。于尔根眯起眼睛,他的眼光从这人的两腿当中穿过,瞧着太阳,说: 不,我没睡,我要守在这儿。那人点点头: 是这样,为了这个,你带着大棍子对吗?
对。于尔根勇敢地回答,同时握紧了棍子。
你在守着什么呐?
这我不能说。他双手紧紧攥着那根棍子。是守着钱,对吗? 那人放下篮子,在裤子臀部上来回擦着小刀。
不,根本就不是为了钱,于尔根轻蔑地说,完全是另外一样东西。
哦,那是什么呢?
我不能讲,反正是别的东西。
好,不说,那我也就不告诉你篮子里装的什么? 那人用脚踢了一下篮子,啪地合上小刀。
哼,篮子里装的什么我会猜,于尔根一脸鄙夷,兔子草。
好家伙,真准! 那人十分惊讶地说,你真是个机灵鬼。多大了?
九岁。
噢哈,瞧瞧,九岁了。那么你也知道三乘九等于几,是吧?
那还用说,于尔根回答着,为了争取时间,他还补了一句:这很容易。他的目光从那人的两条腿中间穿过。三乘九是吗?他又问了一遍,二十七。我一下就算出来了。
一点不错,我就有这么多兔子,那人说。
于尔根不由得张大嘴巴: 二十七只?
你可以去瞧嘛,不少还是仔兔呢.你不想去看看吗?
我可不能,我得守在这儿,于尔根犹豫着。
老这样?夜里也这样?那人问。
夜里也一样,天天这样,一真是这样。于尔根抬头看着罗圈腿。打星期六起就这样了,他悄声说。
你难道就没回过家?饿了总该吃吧。
于尔根拿起一块石头。下面放着半只面包,还有一只白铁盒。
你抽烟吧? 那人问道,用烟斗吗?
于尔根抓紧棍子,畏缩地说: 我抽自己卷的烟,我不喜欢烟斗。
多可惜,那人朝他的篮子弯下腰,你满可以安安静静地瞧瞧那些兔子,特别是那几只小的,或许你还能挑一只,可你却不能离开这里。
不,于尔根伤心地说,不不。
那人拿起篮子,直起身子。那好吧,如果你非得呆在这儿的话——多可惜。他转过身去。要是你能替我保密,这时于尔根急忙说是因为那些老鼠。
罗圈腿缩回了一步: 因为老鼠?
是呀,它们吃死人,吃人,它们靠这活命。
谁说的?
我们老师。
那你就留神起老鼠来了?那人问。
才不是呢! 接着他用很低的声音讲道: 我的弟弟,他就躺在下面,就在这儿,于尔根用棍子指着倒塌的墙垣。我们的房子遭到了轰炸,地下室里的亮光一下子没有了,他也不见了,我们还大声叫过他。他比我小好多,才四岁。他肯定还在这儿。他比我小好多。
那人俯看着他乱蓬蓬的头发,突然说道: 那,你们老师就没有告诉你们,夜里老鼠要睡觉吗?
没有,于尔根轻声说,一下子显得很不耐烦,这个他没有说过。
哟,如果他连这个也不知道,还算什么老师,那人说,夜里老鼠是睡觉的,夜里你可以放心回家,夜里它们总睡觉,天一黑就睡下了。
于尔根用棍子在瓦砾堆里戳出一个个小窟窿。
这儿全是它们的小床,他想,全是小床。
现在你明白了吧?那人又说(他的罗圈腿显得很不安静),我现在赶紧去喂我的兔子,等天一黑我就来接你。或许我还能带一只来,一只小的。还是,你说呢?
于尔根在瓦砾堆里戳出一个个小窟窿。全是小兔子,白的,灰的,灰白的。 我不知道, 它们夜里是不是真的睡觉, 他轻声说着, 看着罗圈腿。
那人翻过一堵堵断墙到了街上。当然,他在那里说,你们老师应该卷铺盖滚蛋,要是他连这个都不知道。
这时于尔根站了起来,问: 我真能有一只兔子吗?一只白的成吗?
我找找看,那人边走边喊,可你一定要等着我,我带你回家,懂吗?我得告诉你父亲怎样做兔子笼,这事你们可得懂。
好,于尔根喊道,我等着。天黑前我还得留意着老鼠。我一定等着,他又喊: 我们家里还剩有些木板,箱子板,他叫道。
可是那人已经听不到这些了,他圈着两条弯腿朝太阳跑去。黄昏把太阳染得血红,于尔根还能看见阳光从那两条腿当中照射过来,两条弯弯的腿。还有那只篮子兴奋地摇晃着,里面是兔子草。青青的兔子草,因为瓦砾片而变得有些发灰。
(周芸 译)
选自《当代外国文学》1987年第2期
【赏析】 《夜里老鼠是睡觉的》摄取街头小巷的一角,用幽默风趣的笔调表现了一个严肃的主题: 残酷的战争,破坏了城市,摧毁了学校,毁灭了小学生于尔根的家,炸死了于尔根的四岁的弟弟。
小说的画面背景是血色黄昏,东斜西歪的烟囱残臂在闪闪发光,瓦砾片成堆的荒野在发着愣。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派破败衰落的景象。显然这是战争造成的后果。
小说只有两个人物: 一老一小。两人邂逅相遇,交谈的时间也只有几分钟。一开始双方带有敌意的气氛紧张的谈话,很快就由幽默而饶有风趣的轻松的谈话所代替。上了年纪的罗圈腿想要知道九岁的于尔根守在墙角根干什么,可他偏不讲,逗了半天,才说出他是在守着老鼠,防止老鼠把被炸死的四岁的弟弟的尸体吃了。这是多么令人心酸、催人泪下的回答!罗圈腿显得很不安静了,他劝于尔根回家,也只好绕出“夜里老鼠要睡觉”的话题,于尔根才答应回家,但天黑前还得留意着老鼠。儿童的幼稚,儿童的天真真是跃然纸上。而在这幼稚和天真中不是包含着巨大的悲痛吗?
小说的描写角度, 也很具特色。作者以九岁的小孩于尔根的视线为描写角度。作品开头,一个躺着,一个站着,完全以躺着的视线来描写,寥寥几笔,就唤起了读者的形象直感。接着写九岁儿童的语言,写他的思想和心理状态,写他的情绪变化,一句话,从儿童的眼里看外界,从儿童的心里想世界。写得愈真切,艺术感染力就愈强。从这意义上看,这篇微型小说也可作为儿童文学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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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我为某事不得不等待,这时我想起了一个童话。
从前有个年轻的农夫,他要与情人约会。小伙子性急,来得太早,又不会等待。他无心观赏那明媚的阳光、迷人的春色和娇艳的花姿,却急躁不安,一头倒在大树下长吁短叹。
忽然他面前出现了一个侏儒。“我知道,你为什么闷闷不乐,”侏儒说,“拿着这钮扣,把它缝在衣服上。你要遇着不得不等待的时候,只消将这钮扣向右一转,你就能跳过时间,要多远有多远。”这倒合小伙子的胃口。他握着钮扣,试着一转; 啊,情人已出现在眼前,还朝他笑送秋波呢! 真棒嗳,他心里想,要是现在就举行婚礼,那就更棒了。他又转了一下:隆重的婚礼,丰盛的酒席,他和情人并肩而坐,周围管乐齐鸣,悠扬醉人。他抬起头,盯着妻子的眸子,又想,现在要只有我们俩该多好! 他悄悄转了一下钮扣:立时夜阑人静……。他心中的愿望层出不穷: 我们应有座房子。他转动着钮扣:夏天和房子一下子飞到他眼前,房子宽敞明亮,迎接主人。我们还缺几个孩子,他又迫不及待,使劲转了一下钮扣:日月如梭,顿时已儿女成群。他站在窗前,眺望葡萄园,真遗憾,它尚未果实累累。偷转钮扣,飞越时间。脑子里愿望不断,他又总急不可待,将钮扣一转再转。生命就这样从他身边急驶而过。还没来得及思索其后果,他已老态龙钟, 衰卧病榻。 至此, 他再也没有要为之而转动钮扣的事了。 回首往日, 他不胜追悔自己的性急失算: 我不愿等待,一味追求满足,恰如馋嘴人偷吃蛋糕里的葡萄干一样。眼下,因为生命已风烛残年,他才醒悟:即使等待,在生活中亦有其意义,唯其有它愿望的满足才更令人高兴。他多么想将时间往回转一点啊! 他握着钮扣,浑身颤抖,试着向左一转,扣子猛地一动,他从梦中醒来,睁开眼,见自己还在那生机勃勃的树下等着可爱的情人,然而现在他已学会了等待。一切焦躁不安已烟消云散。他平心静气地看着蔚蓝的天空,听着悦耳的鸟语,逗着草丛里的甲虫。他以等待为乐。
(余小平 译)
选自《外国微型小说选》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7月版
【赏析】 这篇小说是通过展示梦境来表现某种生活的哲理。那个年轻的农夫,不善等待,急躁不安,所以一旦他获得能轻易地实现愿望的神奇的钮扣时,就不断地转动它,急不可待地满足自己那层出不穷的愿望;但也在这不断的满足中,生命从他身边急驶而过,终于“老态龙钟,衰卧病榻”,乃至追悔莫及。所以作品并不是赞美一般意义上的“耐心等待”,而是要告诫人们不可走向它的反面:“急躁不安”,“急不可待”;也不是劝人清心寡欲,在生活中不该有愿望和向往,而是要告诫人们不可心中的愿望层出不穷,而又一味地追求满足,这将会带来可怕的后果。所以“等待”,也就是期待着理想和愿望的实现。有理想和愿望,生活才更有意义; 期待理想和愿望的实现,才是令人高兴的生活。
本文实际上是“我”在等待时想起的一个童话故事,通过幻想的方式来塑造形象、反映生活,把读者带入一个形虽失真而实符常规,看似荒诞而实合情理的奇异世界,把生活哲理表现得生动有趣、自然合理。
正因为具有童话的特点,当孩子们陶醉于作品中所展示的独特新奇的生活时,成人读者则多少会感到内容的平直浅露。作者编造故事是为了对读者进行说教。作品的主题采用了最明确的语言直截了当地表现出来,于是就缺少一种深沉含蓄的富有情韵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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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我走进车站理发店。
“非常抱歉,”理发师殷勤可亲地微笑着,“按照规定,我只能为手里有车票的旅客服务。”
“反正现在你们店里连一个顾客也没有,” 我试着提出异议,“既然如此,是不是可以来个例外……”
理发师朝我这边稍稍转过他的脸:
“尊敬的先生,要知道现在是夜里。我们很遵守规定。一切都应照章行事呵! 只有旅客才能在这儿刮脸理发!”说完,他又把脸扭过去了。
于是我走到售票窗前。
“请给我买一张火车票。”
“您上哪儿?”
“哪儿都行,反正对我都一样。”
“别装疯卖傻了!”年轻的女售票员发火了。
“我一点儿也没装疯卖傻,”我平心静气地说,“您只要卖给我一张离本站最近的那一站的票就行了。”
“您指的是哪一站?”
“可爱的姑娘,我已经对您说过了,随便哪一站都行。”
女售票员显然焦躁不安了:
“您起码应当知道要上哪儿去呀?”
“我根本不打算上任何地方去。”
女售票员感到十分好奇:
“既然您不打算去任何地方,干嘛买票呀?”
“我想理个发。”
“砰”地一声,售票的小窗子关上了。我等了一会儿,又小心翼翼地敲了敲窗玻璃。
“姑娘,”我竭力使自己的语气和缓一些:“好了,请给我买张票吧!”
她像瞅一个疯子似的打量着我。然后便开始翻起一本什么书来。
“是理发店问我要车票!”我朝那紧闭着的小窗子喊了起来。
女售票员把窗子打开了一条缝:
“理发师要什么?”
“他要车票。他只给有车票的旅客刮脸。”我重复道。直到这时,女售票员似乎才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好吧,卖给您一张去莱布尼茨车站的票。您付六十分尼①吧!”
我手里攥着买到的火车票,第二次走进理发店:
“请看,这是我的车票,现在我想刮一下脸。”
然而,理发师的头脑并不那样简单。
“您并不打算乘车上路?”他问。
“可我已经给您看过这张到莱布尼茨的车票了呀! 难道这还不够吗?”
“非常抱歉,”理发师把双手交叉在胸前,“如果您只是为了刮脸才买车票,那么在我们理发店您就难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这儿只为有车票的乘客服务。”
我艰难地喘了一大口气。
“可是劳驾!”我大喊起来:“我只要有这张车票,就可以上莱布尼茨去。在这种情况下,对您来说,我就是乘客!”
“但是您并不打算上任何地方去,”理发师冷淡而有礼貌地反驳着,“这样一来,尽管您手里有车票,也不能算是乘客了。因此,我劝您放弃这种打算吧!”
我只好又来到售票窗前。
“姑娘,”我对女售票员说,“车票也不顶事。请给我退掉吧。”
“不能退。”她遗憾地把两只手一摊。
“为什么? 我还没有用它乘车旅行呀!”
“如果您是为旅行而买的车票,结果没有乘车,那我可以把票钱退给您。”女售票员笑容可掬地解释道:“一切都应照章办事。但是刚才一开始您就宣称并不打算旅行,因此您就无权退票。您是不是再找一下那个理发师?要知道您是为了他才买的车票呀……”
“也许您能代我为这张票付款?”我又找到了那位和蔼可亲的理发师。
“请等一下!”理发师放下手里的报纸说道,然后拿起桌上的电话。“好了,”打完电话他说道,“您现在可以刮脸了……”
“总算可以了!”我高兴地喊出了声。
“……不过不是在这儿,”理发师最后的一句话是,“而是在那儿——在莱布尼茨车站。”
(颜志侠 译)
选自《当代外国短篇小说选》
【赏析】 读《照章办事》,情绪几起几落,真令人拍案叫绝,微而妙。妙在何处?
一是取材小而立意深。“我”在深夜去正在营业而又没有顾客的车站理发店刮脸,这是生活中最平常的事,但怎知几经折腾最后得到的却是令人啼笑皆非的回答:“你现在可以理发了……不过不是在这儿”,而是在莱布尼茨车站的理发店. 顾客是赔了时间花了钱,磨尽口舌受尽气,其原因是“一切都应照章办事”。这表面上好似写某些人严格遵守纪律,按照规定办事,而实际上正是形象地展示了教条主义者思想的僵化和感情的冷漠。作品所写的事件虽发生在民主德国,但在我们国家,特别是某些官商作风较严重的服务性行业和官气十足的行政机构中,明明能给人方便,举手之劳就可以办成的事,有些人就用这样、那样不合情理的“规定”、“制度”把服务对象搞得哭笑不得、灰心丧气. 其原因虽多种多样,因人而异; 但《照章办事》所写的事例,实可为思想僵化、感情冷漠者鉴。
二是把简单的事件写得波澜起伏、曲折有致。当 “我” 因理发店“只能为手里有车票的旅客服务” 而被拒绝刮脸时,我们感到这样的规定实属荒唐可笑, 更为以此为由拒绝服务而愤愤不平。当 “我” 好容易买到一张车票时,读者和主人公一样自然地认为问题已经解决,心情刚平静下来,怎知有了车票还落得个“也不能算是乘客”的结果,事件完全向人们估计的相反的方向发展,刚平静的心情又风起浪涌。当再经交涉、恳求,得到了 “您现在可以刮脸了” 的肯定答复,读者和主人公一样总算又松了口气,但拉紧的弦还没来得及完全放松却又绷得更紧了: 要去莱布尼茨车站的理发店刮脸,这真叫人哭笑不得!作者把一个生活中平常普通的事件,放在看似合理实则荒唐的处理中写得有声有色,耐人寻味。
而对买票、退票事件的描写,同是生花的妙笔,它与刮脸事件真可谓花开两朵却又并非意涉两处,各有因果然又并非各标一枝。不想旅行而要买票,要买票又不知去何地?这当然会被误解为是一个精神病患者的失常行为;但当女售票员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时,问题也就解决了。如果到此为止,那只是依附于刮脸事件的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小环节,用“我买了车票”一句交代过去就行了,不必展开买票过程的具体描写。作者构思的巧妙处是使这一事件在表达主题方面与刮脸的波折具有同样的意义。女售票员在卖票、退票时判若两人,由单纯热情转而为显得冷漠僵化,从而既表明“照章办事”者的普遍性,也更进一步地说明这类人的荒唐可笑,聚光灯是两盏,聚光点是一个,因而效果也就更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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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前,我买了头好漂亮的小猪。全家人一个挨着一个地摸它,都叫声:“哎哟!”我第一个摸,第一个叫“哎哟”;其次是我的妻子;再其次是我的岳母,我的小姨子,我的孩子们和厨娘。大家你摸一下,我摸一下,你“哎哟”一声,我“哎哟”一声。
除此之外,我听从岳母的忠告,把神父请来给小猪举行牺牲前的净化仪式。 在这一切都做妥当之后, 我们方才安下心来做日常琐事。
岳母在脖子上贴止痛芥子膏,身上围上毯子,坐在炉边;小姨子边做边试赴舞会穿的白色长裙; 妻子给孩子们洗澡,帮他们把缠得不像话的缠头布巾缠好,然后和平素一样,把生土豆切成片,贴在头上治头痛。厨娘穿上我的旧靴子去抖地毯,我在刮胡子。
就在这安宁闲逸、每个人都忙着各自的事情的时刻,厨娘一头闯进来,直嚷:“小猪跑了!”
我们不约而同地从各自的角落发出你分不清是说什么的叫声,拔腿就向外冲。我连帽子也没顾上戴,脸上尽是肥皂沫,脖子上还围着毛巾,奔在最前面。后面跟着我的妻子,头上贴着土豆片。她后面是围着毯子、脖子上贴着止痛膏的岳母和穿着舞会长裙的小姨子。小姨子后面是用扫帚武装起来的厨娘。我那两个“小傻瓜”,头上缠着头巾也跑在后面。
我亲自指挥着这支队伍,敌人一路败退,我们顽强地向前推进,无一伤亡。只有岳母在路上丢失了脖子上的止痛膏,妻子丢失了头上的土豆片。尽管如此,这支队伍的士气仍然很旺盛,勇敢地向着胜利飞速前进。我们就这样一连追过了贝尔格莱德的两三条街道,直到敌人躲进一家院子。我不失时机地发出果断的命令,并改变了战斗队形。我把重炮,也就是我的岳母,安置在院子的大门口; 把山炮——我的妻子和小姨子摆在院子里适当的地方,控制住整个地盘; 让厨娘守住后方即厕所旁边; 把步兵——缠着头巾的孩子布置成一条散兵线;我本人则亲自进行侦察。
我们坚信一定能获胜。不过,在任何战役中,哪怕一点点最微小的意外情况都可能致命地影响战斗的结局。果然不出所料,围墙上有个洞,小猪钻了出去,躲进另一家住宅。这就意味着,继续采取军事行动已不适宜。
我们从战场上回来,仿佛拿破仑的军队从莫斯科败退下来一样。我低着头走在前面,我的队伍垂头丧气地跟在后面……而就在另一幢住宅里,有人正摸着我的小猪在喊:“哎哟! ……”
正在我绝望地等待过圣诞节的当儿,外面传说内务部部长先生的小猪也逃跑了。你想,这是多么不幸! 部长先生在圣诞节也没有小猪吃了。这么说来,部长先生的命运和我的命运有了某种共同之处,这可大大地安慰了我。
尔格莱德警察局:“喂! 喂!我的一头小猪跑了。”
各位,请设想一下各位警察分局的局长,设想一下所有的警官,他们都在想些什么。你想,这件事恰好又发生在圣诞节之前,而在新年前通常总有人被提升官职。可想而知,每个当官的无不在暗自思忖:“嘿,就凭这只小猪,满可以捞它一级!”
于是大家都行动了起来。瞧,市区分局的局长出动了,后面跟着一个手捧小猪的宪兵。他们直奔部长先生的家。
“部长先生,我有幸向您报告,我全力以赴,亲自出马,很快就找到了您的小猪。”
不一会儿,瞧,伏拉察尔区的分局长也动身了,后面跟着一个手捧一头小猪的宪兵。
“部长先生,我有幸……”
没过二十分钟,萨瓦玛尔区分局的警官也来了,他身后的宪兵捧着第三头小猪。
已有三头小猪在部长先生家的院子里哼哼地叫了。同样,已经有三个当官的在想着晋级。正在这当口,第四个当官的也从多尔绍尔区来了,后面跟着一个手捧小猪的宪兵!
“部长先生,我有幸向您报告,我亲自找到了您那逃跑的小猪。”
过了不多时,一辆车子驶到,车里走出托彼乞捷尔区警察局警监,后面跟着一个手捧小猪的宪兵。
“您看,部长先生,您的小猪竟逃到托彼乞捷尔区去了,但我一下就把它认出来了。这回可跑不掉了。”
另一位当官的从巴里洛尔区来到这里,后面跟着一个手捧火鸡的宪兵。是啊,找不到小猪,找只火鸡也好,反正都一样,总不能因为这点小差别而落在自己的同事后面。
在我过节没吃上小猪的同时,部长先生家中,有各区送来的小猪在不住声地哼哼叫着,每个区都有个分局长在等着新年升官。
但愿我也能当上这么个部长,也有只小猪从家里逃跑。那时,我就把这件事通知各州的警察局。
(刘圣然 译)
选自《外国小说报》1981年第2期
【赏析】 这是一篇绝妙的讽刺小说。
有人说,讽刺的生命在于真实。又有人说,讽刺的魅力在于夸张。在本文中,两者得到了绝妙的统一。
作者形象地为我们描绘了两幅截然不同的生活画面。在一面,是普通人“我”的小猪逃走之后,全家出动采取“军事行动” 的热闹场面。在另一面,是内务部长家的小猪逃走之后,局长、宪兵们纷纷送猪上门的滑稽场面。两者对比强烈,相映成趣,产生了一种令人难忘的艺术效果。
我们说它是真实的,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丢失的不是小猪,也可能失主不是内务部长,但是,无论老百姓,还是“当官的”,总会遇到种种不尽人意的意外事故。每逢此时,在一个官僚主义泛滥,逢迎拍马之风盛行的社会里,真正倒霉的,只能是老百姓。而部长们是永远不会吃苦头的。这种心态,不仅广泛存在于老百姓之中,而且也确实是社会主义国家目前所普遍面临的一大难题.作者以一位艺术家的勇气和良心,大胆揭示出这种社会弊病,并予以辛辣的讽刺,自然道出了人民的心声。就这一点而言,它是真实的,有力的,深刻的。
我们说它是夸张的,是因为作者在创作中,巧妙地采用了对比手法。当普通人“我”的一家“仿佛拿破仑的军队从莫斯科败退下来一样”,“绝望地过圣诞节的当儿”,内务部长的家中,却接二连三的有人送来小猪和火鸡。一股强大的推动力——想着提升官职、晋级——促使着大大小小的局长、宪兵们,络绎不绝地利用这个天赐良机合法地前往部长先生家去进贡。作者亦庄亦谐,寓讽刺于描写之中,虽然通篇未发任何慷慨激昂之词,但是心中的愤懑却尽泄笔底了。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中,讽刺作品的命运,常常不是很好的。这其中的原因自然很多。但是,看到努什奇的这篇小说后,却使人不得不对南斯拉夫的当代小说刮目相看。至少,它使我们看到,随着官僚主义的愈加蔓延, 来自人民的不满呼声,一种代表着社会进步要求的民主风气与正义批评,正在文学中愈来愈强烈地表现出来。这正是讽刺文学产生的土壤,也是它的希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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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晚会上我发现一位妙龄女郎如痴如醉地堕入情网。那一双蓝湛湛的眼睛炯炯发光,把她满腹的恋情一泄无余……她究竟爱上了谁?啊,那边窗旁有位年轻的绅士——房产主的儿子——身着笔挺的制服,操着一口雄狮般有力的嗓音。
呀! 她坐在椅中显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那样不知所措,贪婪的目光死死地盯住那年轻人。
当晚,我们同路回家时,出于对她的了解,我打趣说:
“天气真好,今晚玩得畅快吧?”
没等她应声,我便从手指上櫓下那枚订婚戒指。然后说:
“你看,你送给我的这玩艺儿变得又小又紧,敝人手指无福消受了。你能不能想法儿让人把它弄大些?”
她把手伸了出来。
“给我吧,用不了多久,我会叫人把它弄大的。”
我把戒指递给了她。
一个月后我们又相遇了。本想打听一下那枚戒指的事,旋即又打消这念头。我暗自思忖,用不着这样性急,再给她一些时间——一个月毕竟太短啦。
她低头瞅着路面。
“啊,那——那戒指,”她终于开口了。“怕是那戒指不大走运吧——我把它忘在什么地方,给弄丢了。”她等了一会儿,略显不安地问:
“你生我的气吗?”
“不!”
当她终于明白我并未因此生气时,便如释重负地甩着手走开了。
一年以后,我再次回到昔日时常逗留的地方。
一天傍晚,我在一条熟悉的小径上散步。
突然瞧见她向我走来。那双眼睛更加蓝,更加明亮,只是那张嘴变得很大,并且没有血色。
“给你的戒指——那枚订婚戒指,”还离得老远她就大声招呼起来。“总算找到了,我还让人给弄大了些。亲爱的,这下不会再卡你的手指了。”
我审视着这可怜的女人,她那大而泛白的一张嘴特别引人注目。接着我打量起那枚戒指。叹道:“唉!”
然后我使劲点了点头,说:“这戒指果真不走运啊!而今可又太大了。”
(兰斌 译)
选自《山丹》1984年1期
【赏析】 这篇小说构思巧妙,作者借青年男女表示爱情的信物——订婚戒指的“丢失”和“找到”来表现爱情的变故。“我”和她本来已经有了婚约,赠送了订婚戒指。但是有一天,在一个晚会上“我发现她另有追求,爱上了一个年轻的绅士、房产主的儿子。于是晚会结束之后,在回家的路上,“我”(擼下了手指上的戒指,)借口戒指“又小又紧”,让她找人把戒指弄大些,把戒指退给了她。而她这时也很愿意收回戒指,所以虽然表面说:“给我吧,用不了多久,我会叫人把它弄大的。”然而,当一个月后她遇见“我”时却借口说:“我把它忘在什么地方,给弄丢了。”这样,就写出了她撕毁原来的婚约,另攀高枝的心理。可是事与愿违,她并没有能攀上高枝。一年以后,她又与“我”相遇,还离得老远,她就大声招呼起来,亲热地说:“总算找到了,我还让人给弄大了些。亲爱的,这下不会再卡你的手指了。”希望恢复原来的关系。可是,“我”这时看着她那大而泛白的嘴,虽可怜她,但再也不可能接受她的订婚戒指了。这样的构思使这篇小说简炼而含蓄地表现了一个年轻女郎由于缺乏正确的恋爱观而被人玩弄,失去了真正爱情的悲剧。
这篇小说另一个特点是通过刻划人物的肖像的变化来揭示人物命运的变化。“我”的未婚妻、一个妙龄女郎,由于虚荣心,对“我”变了心,去追求有钱有势的人。作者通过描写她在一次晚会上的神态和肖像:“坐在椅中显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那样不知所措,贪婪的目光死死地盯住那年轻人。”就把她那如痴如醉地爱上了一个阔少、房产主的儿子,追求金钱、地位的虚荣心理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了。至于她后来怎样跌进了阔少的怀抱,被玩弄后遭抛弃等情况,作品中并没有写。因为,在社会生活中,这样的事例实在太多,完全可以让读者自己去发挥想象。如果一一写出,反落俗套。作者只是在小说结尾处,写她醒悟后,想修复旧好,把戒指重新送给“我”时,突出了她的那张“变得很大”,“没有血色”的嘴,并且用反复的手法,强调“那大而泛白”嘴,用人物肖像的显著变化,暗示出人物的悲剧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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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利娅·朱丽叶蓦地醒来,心要跳出胸膛,额上冷汗淋漓,嘴里一股血腥味。屋里黑魆魆的,伸手不见五指。她从床上坐起来,侧耳细听,四处摸索,竭力想弄清自己的所在。最后,她触到一团热乎乎、粘乎乎的肉体。啊,是个男人,今天夜里不期而遇的那个男人!
凌晨,圣保罗教堂的大钟敲了三下,类似霉稻草的酸腐气味憋得她透不过气来。她终于明白过来:又睡在橡树街的旅店里!在这两年贫困、屈辱、颠沛流离的生活中,她对这一带太熟悉了。男人身上散发出的热气使她浑身颤抖,一阵恶心。
这男人到底是谁?玛利娅·朱丽叶没有来得及看清,只恍惚记得他穿一件黄色外套, 声音嘶哑, 花白的胡须又密又硬, 两只胳膊粗壮有力。男人正是用这两只粗壮的胳膊突然把她摇醒、搂住、按在下面的。
她在黑暗中静静地听了几分钟。男人的鼾声粗犷、均匀,简直是一只熟睡的动物。
玛利娅·朱丽叶一动不动,几乎屏住了呼吸。以下贱女人们表示愤懑的独特方式等待天明。麻布被单捂得她皮肤燥热,耳边嗡嗡作响。她昏昏沉沉,却又欲睡不能。一生的坎坷和厄运一齐浮现于脑海。她仿佛又看到了自己不幸的童年,回忆起那被遗弃之后寄人篱下、贫病交加的日子;想到割断动脉血管、死在血泊里的母亲; 父亲只身逃往巴西的时候,她才七岁。邻居们聚集在院子里冲着他嚷:“马努埃尔·达·克鲁兹,你该可怜可怜孩子,她是你的女儿呀!”
黑夜沉沉,万籁俱寂。陌生男人躯体散发的热气越来越厉害,像一个巨大的恶魔啃噬着她的心,玛利娅·朱丽叶滚烫的眼泪流到脸上,胸部急促地起伏,整个床都随着她的抽泣而颤动。黑暗笼罩着她。
一阵晕眩,天旋地转。
玛利娅·朱丽叶点上蜡烛。
男人仍直挺挺地躺在床上沉睡,胡须被汗水濡湿,右手平放在宽阔的胸脯上,褪了色的蓝底旧汗衫随着深沉的呼吸一起一伏。
玛利娅·朱丽叶端起蜡烛,伏下身去仔细一看,立刻战栗起来,两只因恐惧而瞪得圆圆的眼睛盯着那只粗大、厚实、汗毛浓密、被烟草熏黄了的大手,手上的银戒指在烛光下闪着冷光。她好容易才控制住自己,没有栽倒,没有喊出声来——童年的时候,她曾经见过这样一双手!
她颤抖着把蜡烛移近男人的脸,贪婪地审视着,一个可怕的疑问使她突然表情异样,面部紧缩。莫非真的是他?或许不是他?在这一瞬间,她想到了一切——想到摇醒他,想到逃走,想到一头在墙壁上撞死。
她竭力从记忆中搜寻童年的往事,又看了一眼那粗壮有力的毛茸茸的大手——简直像猛兽的爪子!
她想弄个水落石出,血涌到脸上,脸在燃烧。她扑到床上,懵懵懂懂,气喘吁吁地抓着男人的衣服,胡乱地翻了又翻,找了又找,看样子要把它们撕个粉碎。她终于找到一封信。她不认字,只是瞪大眼睛盯着信下面的签名。 这张不会说话的纸上写着什么呢?痛苦和绝望一齐袭来,她屏住呼吸,穿上衣服,围上围巾,套上披肩,紧紧攥着那张信纸,连滚带爬下了楼梯。
天快亮了,清冷的晨风扑面而来。街上,晨曦象薄雾一样在弥散。
警察正在一盏亮着的灯下打盹,玛利娅·朱丽叶闯了过去。她脸色苍白,上气不接下气地请他念念信纸末尾的名字。警察瞧了她一眼,看了看信,念道:
“马努埃尔·达·克鲁兹。”
玛利娅·朱丽叶连喊都没有喊一声,就像一具死尸一样倒在地上。
(程凡 译)
选自《百花园》1983年第7期
【赏析】 也许,类似这样的故事我们曾在茨威格的笔下读过:一个为生活所迫卖身度日的女子,突然发现这天接的男客竟是自己的父亲。这本身就是一个辛酸的几近残酷的故事,然而,当它在葡萄牙作家儒利奥·丹塔斯的笔下娓娓流出的时候,又弹奏出不同的音响。
作品为我们塑造了一个颇具个性特点的沦落女子的形象,她非常不幸,生活过早地对她露出狰狞的脸孔,在母亲自杀,父亲逃亡海外之后,她只得一个人挣扎在这个冷酷的、无依无靠的世界上,走上了一条最低贱的生活之路。然而,她又是一个具有人类良知和自尊的女子,在她的内心世界中充满了丰富的情感,每当她从夜梦中醒来,痛苦和羞辱便会啃噬她的心,辛酸的泪水便会流在脸上。在她身上,我们看到了灵与肉的分裂与搏斗,看到了顽强不息的人性的闪光。然而,这个世界连她那一点闪光也不许存在,而扼杀这闪光的恰恰是她亲生的父亲.她最后倒下了,随同她一起倒下的还有社会的正义,人类的良知,还有——高傲的人性。玛利娅·朱丽叶,这是她的名字,也是一切被侮辱被欺凌的不幸女子的名字。
然而,这篇作品的艺术魅力还不仅于此。当我们掩卷沉思,浮上脑海的不仅仅是玛利娅·朱丽叶以及她那悲怆动人的命运,还有那双永远也无法抹去的大手,那双 “粗大、厚实、汗毛浓密、被烟草熏黄了” 的大手。“那双手”, 是全文的聚焦点,也是作者的匠心之所在。 一方面, 它联结着 “过去”,联结着玛利娅·朱丽叶不幸的童年。当初,正是这双“毛茸茸”的大手,把她推进“寄人篱下,贫病交加”的苦难深渊;此外,“那双手” 还是推进小说情节进展的契机,正是看到了那双手,玛利娅·朱丽叶才把过去和现在联结起来,产生了恐惧的疑问,使她迫切地想要弄个水落石出。如果从更高的层次来思考,“那双手”不也是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符号吗?当玛利娅·朱丽叶跨进这个罪恶的世界时,迎接她的便是一双双扑面而来的大手,黄的、黑的、白的、粗大的、细长的……,这些贪婪的、野蛮的大手扯碎了她的生活,蹂躏了她的肉体,最后,又撕毁了她的灵魂。对她来说,这个充满了黑暗和恐怖的世界不就是一双置人死地的魔爪吗?
应该说,这篇小说并没有什么错综复杂、跌宕起伏的情节,但它仍能激起读者巨大的情感波澜,原因之一,应归功于作者善于蓄势的艺术技巧。对文学作品来说,切忌平铺直叙,一览无余。唐代皎然说:“高手述作,如登荆巫,觌三湘郢之盛,萦回盘礴,千复万态。”(《诗式》),儒利奥·丹塔斯看来是深谙其中之理的。他在小说开始部分并没有提到“那双手”,而是用较多的笔墨描写了玛利娅·朱丽叶贫困、屈辱的卖身生活,写到她坎坷而不幸的童年,似乎是消闲之笔,却包含着深刻的用意,一来揭示了这个悲剧的社会原因,为后面的情节发展埋下伏笔,同时为后面的情感高潮蓄势,里面潜藏着深沉巨大的情感内蕴力。当玛利娅·朱丽叶看到那双熟悉的大手时,作者也并不急于解开迷窦,而是层层蓄势,把情感步步推向高潮: 先是审视那个男人的脸,疑惑愈益强烈; 然后又翻出那男人口袋里的一封信,情感一触即发;最后是找到一个识字的警察,念出那个可怕的名字:“马努埃尔·达·克鲁兹”,情感的潮水才如山洪般暴发。虽然小说就此戛然而止了,而强烈的情感还在读者心中奔腾激荡。
美国评论家罗伯特·奥弗斯特说,一篇好的小小说“应具有三项主要的因素——严谨的结构、新颖的理念、令人惊异的结局。” (《谈小小说》)用这个尺度来衡量,《那双手》可算是一篇较为精湛的佳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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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辆搬运车离去了;那位帽子上戴着黑纱的房客还在空房子里徘徊,看看是否有什么东西遗漏了。没有。没有什么东西遗漏,没有什么了。他走到走廊上,决定再也不去回想他在寓所中所遭遇的一切。但是在墙上,在电话机旁,有一张涂满字迹的小纸头。上面所记的字是好多种笔迹写的; 有些很容易辨认,是用黑黑的墨水写的,有些是用黑、红和蓝铅笔草草写成的。这里记录了短短两年间全部美丽的罗曼史。他决心要忘却的一切都记录在这张纸上——半张小纸上的一段人生事迹.
他取下这张小纸。这是一张淡黄色有光泽的便条纸。他将它铺平在起居室的壁炉架上,俯下身去,开始读起来。
首先是她的名字: 艾丽丝——他所知道的名字中最美丽的一个,因为这是他爱人的名字。旁边是一个电话号码,15.11——看起来象是教堂唱诗牌上圣诗的号码。
下面潦草地写着: 银行,这里是他工作的所在,对他说来这神圣的工作意味着面包、住所和家庭——也就是生活的基础。有条粗粗的黑线划去了那电话号码,因为银行倒闭了,他在短时期的焦虑之后,又找到了另一个工作。
接着是出租马车行和鲜花店,那时他们已订婚了,而且他手头很宽裕。家具行,室内装饰商——这些人布置了他们这寓所。搬运车行——他们搬进来了。歌剧院售票处,50.50—他们新婚,星期日夜晚常去看歌剧。在那里度过的时光是最愉快的,他们静静地坐着,心灵沉醉在舞台上神话境域的美及和谐里。
接着是一个男子的名字(已经被划掉了),一个曾经飞黄腾达的朋友,但是由于事业兴隆冲昏了头脑,以致又潦倒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不得不远走他乡。荣华富贵不过是过眼烟云罢了。
现在这对新夫妇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个新东西。一个女子的铅笔笔迹写的“修女”。什么修女?哦,那个穿着灰色长袍,有着亲切和蔼的面貌的人,她总是那么温柔地到来,不经过起居室,而直接从走廊进入卧室。她的名字下面是L医生。
名单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位亲戚——母亲。这是他的岳母。她一直小心地躲开,不来打扰这新婚的一对。但现在她受到他们的邀请,很快乐地来了,因为他们需要她。
以后是红蓝铅笔写的项目。佣工介绍所,女仆走了,必须再找一个。药房——哼,情况开始不妙了。牛奶厂——订牛奶了,消毒牛奶、杂货铺、肉铺等等,家务事都得用电话办理了。是这家的女主人不在了吗?不,她生产了。
下面的项目他已无法辨认,因为他眼前一切都模糊了,就象溺死的人透过海水看到的那样,这里用清楚的黑体字记载着: 承办人。
在后面的括号里写着“埋葬事”。这已足以说明一切:——一个大的和一个小的棺材。
埋葬了,再也没有什么了。一切都归于泥土,这是一切肉体的归宿。
他拿起这淡黄色的小纸,吻了吻,仔细地将它折好,放进胸前的衣袋里。
这两分钟里,他又重度过他一生中的两年。
但是他走出去时并不是垂头丧气的。相反地,他高高地抬起了头,象是个骄傲快乐的人。因为他知道他已经尝到一些生活所能赐予人的最大的幸福。有很多人,可惜,连这一点也没有得到过。
(周纪怡 译)
选自《微型小说选·4》
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赏析】 斯特林堡(1849—1912)是瑞典戏剧家和小说家。1849年1月22日生于斯德哥尔摩,曾当过小学教师、报社记者和皇家图书馆管理员等。他一生共写过60多个剧本、大量的小说和诗歌。
斯特林堡一般是以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闻名于世的,人们很少知道他的一生同时也充满了痛苦、紧张、矛盾和疯狂等等不幸。他出生在一个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船舶经纪人,母亲曾是父亲的女仆。这个所谓“屈就的婚姻”所造成的阴暗环境,使斯特林堡的童年生活一直笼罩在担惊受怕之中,“担心兄弟的拳头,女仆揪头发,外祖母的责骂,母亲的树枝和父亲的藤条。”因此他变得极其敏感而又脆弱,开始用怀疑和反抗来对付现存的一切,这种对待外部世界的敌对态度贯串了他的一生。他曾先后经历了三次婚姻,但几乎每次婚姻都充满了矛盾、摩擦、烦恼以至于最后不欢而散。只是晚年与一位青年女演员的那次短暂婚姻,给他留下了爱情的幸福和甜蜜而又心酸的回忆……
在这样稍微了解了一点斯特林堡的生平以后,人们实在难以想象他能写作像《半张纸》这样的自然平和而又含蓄隽永的小说。这篇小说就像一个饱经生活磨难而最终已经获得安宁心灵的人在写一个不相干的人的故事,笔调从容沉静,叙述简洁利落,虽然我们从中隐约感到是作者在回顾自已的生活道路。
小说从一个沉稳的、对世事人生都有了充分的理解与把握的观察者的角度出发,采用一种幻灯式的页面连续组接的方法,通过对一个普通家庭生活故事的叙述,把一种对于人生的哲理思索表现得虽平淡而又凝重。表面上似乎无动于衷,但字里行间却流溢着浓郁的感情。“最后一辆搬运车离去了”,空房间里再也没有什么遗漏下来了,“没有什么了”,“但是在墙上,在电话机旁,有一张涂满字迹的小纸头”,却记录着“一段人生事迹”。“两年间全部美丽的罗曼史”。几乎没有一点感情激动,“他取下了那张小纸”,然后“俯下身去,开始读起来”。往事如烟,一幕幕又清晰地浮现在他的眼前: “艾丽丝”。“电话号码”、“银行”、“出租马车行和鲜花店”……一段人生开始了它正常的行程,一段罗曼史展现了它全部的浪漫色彩与快乐、兴奋、平庸及其不可避免的琐屑等等所有程序,直至女主人生产。就这样完了,老一套?不。作者非凡的艺术才能正要从这里开始展示:平淡中包含的巨大的魅力,借助于突如其来的死亡这个永恒的主题,无声而强有力地表现出来。“下面的项目他已无法辨认……承办人……埋葬事……一个大的和一个小的棺材。”
“埋葬了, 再也没有什么了。 一切都归于泥土,这是一切肉体的归宿。
“他拿起这淡黄的小纸,吻了吻,仔细地将它折好,放进胸前的衣袋里。
“这两分钟里,他又重度过他一生中的两年。”
仍然是淡淡的平静的叙说,整篇全都是这种简略到极点的轻轻勾勒。但正是这种近乎无情又似无心的叙述,将那个普通而又普通却又震撼人心的人生问题异常醒目地推到了人们的面前。这大约也是一种 “艺术的陌生化”手法吧:用一种异乎寻常的表现方式,使人们对相当熟了的问题重新给予极大的注意。啊,人生,多么大的题目,它将包含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引发多少感慨唏嘘的人生回忆与无声的沉思默想呢?而每个人却都可以用自己的独特生活经历,作出各自的细致入微的回答。《半张纸》的妙处,或许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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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这样一个人,他能背得出整个列车运行时刻表。他把时间都消磨在车站上,整天观察火车如何进站、出站。他总是呆呆地注视车厢,注意车头牵引力的大小和车轮的尺寸,对那些列车开动之际一跃而上的乘务员,对车站的站长,他都羡慕不已。铁路,这是能给他的生活带来乐趣的唯一事物。
他能识别每一列火车,知道它从何处开来,又驶向何方,他清楚每一列火车的编号,知道它挂不挂餐车,带不带邮车。他能随口报出买一张到弗拉乌恩法尔特,到奥尔登,到尼特比普或任何一个小站的车票的票价。
他不上馆子,不进电影院,不散步。他没有自行车,没有收音机和电视机。他不读书,不看报,即使收到信也不拆开信封,他没有时间。他在车站上度日。只有五月或十月,列车运行时刻表变换的时候,才有几个星期不见他露面。
在此期间,他在家中将新的列车运行时刻表从第一页审阅到最后一页,每发现一个变更之处,心中都有说不尽的高兴。然后,他把新的运行时刻表滚瓜烂熟地背将出来。
偶而也会有旅客向他打听某趟火车的开车时刻。这下,他满脸熠熠生辉。而向他打听开车时刻的人便无法脱身,非得误车不可。他不但告诉别人开车时间,还如数家珍地说出该趟车的车次,车厢的号码,有可能中转的站名,抵离各站的时刻。他会不厌其烦地告诉提问者,乘坐这趟车也可以去巴黎,可是得在什么什么地方倒车,然后什么什么时刻到达……可是提问者对这些都不感兴趣。对此,他实在大惑不解,倘若有谁在他炫耀完他的真才实学之前置他于不顾,抽身而去,他就会火冒三丈,口出不逊’他会冲着离去的背影乱喊:“您对铁路旅行一窍不通!”
他自己却从未乘过一次火车。
“坐不坐火车无关紧要。”他这样说道。他认为,有关铁路的一切,他早就了如指掌。
“只有记性不好的人才乘火车,”他说,“假如他们有个好记性,就完全可以像我一样记住各列火车的抵离时间,这样,他们就大可不必为了消磨时间去乘坐火车了。”
我试图开导开导他,对他说:“有些人喜爱旅行,喜欢坐火车,他们向车窗外张望,看看他们都经过什么地方……”
可是他勃然变色,以为我在取笑他。他说道:“这些都在行车时刻表上印着呢!喏,他们将经过路特巴赫,经过德汀根、万恩、尼特比普、云希恩、上布赫西顿、艾格尔克恩,还有海根多夫。”
“也许他们得坐火车赶到什么地方去呢。”
“这也不对!”他说道,“差不多所有的人总要坐火车回来的,有些人甚至早晨乘车去,晚上又乘车回,他们的记性差到这种程度。”
他开始在车站上诟骂旅客。他朝着旅客的后背大骂:“你们这些白痴!你们完全丧失了记忆!”有时他大声喊道:“你们会经过海根多夫!”他以为,这样一喊会使旅客败兴。
有时他大叫:“你们这群傻瓜,昨天你们不是来回一遭了吗?”乘客一笑置之, 他就上前把人家从车厢踏脚板上往下拖,一面恳求人家听听他的忠告:“我会把一切都说给你们听! 你们在十四点二十七分经过海根多夫,这一点我知道得清清楚楚,你们把钱白白扔在铁路上!听我说,列车时刻表上什么都有……”
甚至发展到要打人的地步。他喊道:“谁不听我的,让他尝尝味道!”
这一来站长没有其他办法了,只好明确地向他提出警告:假如再这样行为不端,就禁止他到站上来。他被唬住了。不来车站,那他就无法活下去。他一句话也不说,整天坐在长凳上,看着火车开进开出,不时耳语般地背诵着一些数字。他的目光尾随着进站的旅客,觉得怎么也无法理解他们。
故事似乎应到此为止。
可是,多年以后,这个车站新开设了一个问事处。那窗口后面,坐着一个身穿制服的职员,他对铁路方面的任何问题都能回答,那位好记性的人不相信这一点。他每天都到问事处去,提出极复杂的问题,来考考那位职员。
他问道:“夏季每星期日于十六时二十四分到达吕伯克的那列火车的号码是多少?”
那位职员查阅了一本小册子,给了他答案。
他又问道:“要是我从这里乘早晨六点五十九分的火车,什么时候可以到莫斯科?”那职员又很快地回答了他。
于是,这位好记性的人走回家去,把他所有的列车时刻表一把火烧光。
有一回他又问那职员: “车站的台阶一共多少级?”那职员回答道:“这我可不知道。”
他高兴得一蹦老高,在车站上边跑边叫:“他不知道这个!他不知道这个!”
他跑到车站前的台阶旁,数清了台阶的级数,把数字牢牢地印在他的记忆里。此刻,在他的记忆里,所有关于列车的事都荡然无存了。
打这以后,再也不见他在车站露面了。
他在城里数台阶,从这一家到那一家,把数字记得牢牢的。现在,他记住了世界上任何书本上都没有的数据。
把全城每家每户的数据都记住了以后,他来到火车站,走到售票处买了一张车票,生平第一次登上了火车。他要到另一个城市,直至数尽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台阶。他想知道别人所不知道的、无论哪个职员也无法从书上查到的事情。
(陈俊 译)
选自《羊城晚报》1983年8月28日
【赏析】 在文学上,人们既需要严肃的给人以教益的作品,也欣赏轻松的、给人以娱乐的佳作,当然最理想的境界是教益与娱乐两者在文学中的完满的统一。看来《好记性的人》主要以其娱乐性来一博人们的青睐了。
此篇描写了一个怪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有某种程度的精神病的患者。他有天赋的好记性,“能背得出整个列车运行时刻表”,能随时报出到任何一个小站的车票票价,甚而至于每趟列车的编号,是否带餐车等细节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他的生活也就是以铁路为全部内容,整天观察火车的进站出站、旅客的来来往往等等一应大小铁路事务。“他没有时间,他在铁路上度日。”但他的忙忙碌碌、无日无夜的铁路生活中有一个真正的中心,就是观察、求知,他只是看,记忆,从不实际地行动,甚至从没有乘过一次火车。因为这“好记性的人”有一个怪想法,认为任何求知(即记住书本的知识)之外的活动都是蠢事,因此那些知道了列车时刻表还要旅行的人在他看来就是无法理解的十足的傻瓜了,而对那些听了他的解释仍坚持旅行的“记性不好的人”,他甚至加以诟骂直至殴打,他实在不能容忍那么多的人错过他的“真理”而误入歧途。他发疯似的要拯救别人,根本不管别人愿不愿意,或是否比他更有道理。于是铁路站长只好明确警告他,才止住了他的荒唐举动,使之又归于自己的静观默想。读到这里,作为一个经历了六、七十年代社会生活的中国人,我们几乎自然而然地从这个单纯怪人的身上看到了一些别的启示。是啊,当一个人只是一个单个的小人物时,他的古怪行为只是一种固执可笑而已,人们可以一笑置之,而如果不幸这古怪的人是一个具有支配权力的人,而他又努力“真诚”地去支配别人, 则他的“真诚”举动将给人带来多少灾难啊! 那实在是那个“好记性的人”谈别人多少趟车也无法相比的。
万幸,那“好记性的人”仅仅不过是个小人物,当被警告以后也规规矩矩了。后来,当他的无与伦比的铁路知识被人击败后,出于其顽固的天性,他又不屈不挠地终于在数台阶这一项目中找到了施展他的好记性和满足其求知狂热的天地,这种戏剧性的结局,实在是他的最好归宿。
通观全篇,小说给人的印象最深的是其生动有力的叙述描写功力和其紧凑有序的情节发展技巧。看得出作者是个非常熟悉铁路生活的人,因此其描写那样确凿有据,从容不迫。而面对如此纷繁的事例、细节,作者的安排也条理井然,纹丝不乱。虽然这样一条逻辑线索给了作者一个准确的坐标:天性求知——如此理解别人也强迫别人如此行事——求知——天性。此外,再加上文中不时闪现的幽默和机智的火花,作者把一个怪人的故事讲述得如同传奇一般趣味盎然,紧紧抓住了读者的好奇心。
那么,可以说这又是一篇既具娱乐价值又有教益作用的微型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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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强者是那种具有自制力的人
一八七○年三月十七日夜晚,哈尔威船长照例走着从南安普敦到格恩西岛这条航线。大海上夜色正浓,薄雾弥漫。船长站在舰桥上,小心翼翼地驾驶着他的“诺曼底”号。乘客们都进入了梦乡。
“诺曼底” 号是一艘大轮船, 在英伦海峡也许可以算得上是最漂亮的邮船之一了。它装货容量六百吨,船体长二百二十尺,宽二十五尺。海员们都说它很“年轻”,因为它才七岁,是一八六三年造的。
雾愈来愈浓了,轮船驶出南安普敦河后,来到茫茫大海上,相距埃居伊山脉估计有十五海浬。轮船缓缓行驶着。这时大约凌晨四点钟。
周围一片漆黑,船桅的梢尖勉强可辨。
象这类英国船,晚上出航是没有什么可怕的。
突然,沉沉夜雾中冒出一枚黑点,它好似一个幽灵,又仿佛象一座山峰。只见一个阴森森的往前翘起的船头,穿破黑暗,在一片浪花中飞驶过来。那是“玛丽”号,一艘装有螺旋桨推进器的大轮船,它从敖德萨启航,船上载着五百吨小麦,行驶速度非常快,负载又特别大。它笔直地朝着“诺曼底”号逼了过来。
眼看就要撞船,已经没有任何办法避开它了。一瞬间,大雾中似乎耸起许许多多船只的幻影,人们还没来得及一一看清,就要死在临头,葬身鱼腹了。
全速前进的“玛丽”号向“诺曼底”号的侧舷撞过去,在它的船身上剖开一个大窟窿。
由于这一猛撞,“玛丽”号自己也受了伤,终于停了下来。
“诺曼底”号上有二十八名船员,一名女服务员,三十一名乘客,其中十二名是妇女。
震荡可怕极了。一刹那间,男人、女人、小孩所有的人都奔到甲板上人们半裸着身子,奔跑着,尖叫着,哭泣着,惊恐万状,一片混乱。海水哗哗往里灌,汹涌湍急,势不可当。轮机火炉被海浪呛得嘶嘶地直喘粗气。
船上没有封舱用的防漏隔墙,救生圈也不够。
哈尔威船长,站在指挥台上,大声吼喝:“全体安静,注意听命令!把救生艇放下去。妇女先走,其他乘客跟上,船员断后。必须把六十人救出去。”
实际上一共有六十一人,但是他把自己给忘了。
船员赶紧解开救生艇的绳索。大家一窝蜂拥了上去,这股你推我搡的势头, 险些儿把小艇都弄翻了。 奥克勒福大副和三名工头拚命想维持秩 序,但整个人群因为猝然而至的变故简直都象疯了似的,乱得不可开交。几秒钟前大家还在酣睡,蓦地,而且,立时立刻,就要丧命,这怎么能不叫人失魂落魄!
就在这时,船长威严的声音压倒了一切呼号和嘈杂,黑暗中人们听到这一段简短有力的对话:
“洛克机械师在哪儿?”
“船长叫我吗?”
“炉子怎么样了?”
“海水淹了。”
“火呢?”
“灭了。”
“机器怎样?”
“停了。”
船长喊了一声:
“奥克勒福大副?”
大副回答:
“到!”
船长问道:
“还有多少分钟?”
“二十分钟。”
“够了,”船长说,“让每个人都下到小艇上去。奥克勒福大副,你的手枪在吗?”
“在,船长。”
“哪个男人胆敢在女人前面,你就开枪打死他。”
大家立时不出声了. 没有一个人违抗他的意志,人们感到有一个伟大的灵魂出现在他们的上空。
“玛丽”号也放下救生艇,赶来搭救由于它肇祸而遇难的人员。
救援工作进行得井然有序,几乎没有发生什么争执或殴斗。事情总是这样,哪里有可卑的利己主义,哪里也会有悲壮的舍己救人。
哈尔威巍然屹立在他的船长岗位上, 指挥着, 主宰着, 领导着大家。他把每件事和每个人都考虑到了,面对惊慌失措的众人,他镇定自若,仿佛他不是给人而是在给灾难下达命令,就连失事的船舶似乎也听从他的调遣。
过了一会儿,他喊道:
“把克莱芒救出去!”
克莱芒是见习水手,还不过是个孩子。
轮船在深深的海水中慢慢下沉。
人们尽力加快速度划着小艇在“诺曼底”号和“玛丽”号之间来回穿梭。
“快干!”船长又叫道。
二十分钟到了,轮船沉没了。
船头先下去,须臾,海水把船尾也浸没了。
哈尔威船长,他屹立在舰桥上,一个手势也没有做,一句话也没有说,犹如铁铸,纹丝不动,随着轮船一起沉入了深渊。人们透过阴惨惨的薄雾,凝视着这尊黑色的雕像徐徐沉进大海。
哈尔威船长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
在英伦海峡上,没有任何一个海员能与他相提并论。
他一生都要求自己忠于职守,履行做人之道。面对死亡,他又运用了成为一名英雄的权利。
(张汉钧 译)
选自《小小说》1985年第1期
【赏析】 灾难和事变是可怕的,它往往给人带来毁灭和死亡;灾难和事变又是可珍贵的,它通过幸福与痛苦、生存与死亡的考验,对每个人的灵魂进行审视和评判,是怯懦还是勇敢,是自私还是忘我,是卑下还是高尚,在这时能一目了然,泾渭分明。这种评判是无情的,也是公正的,它揭露了隐藏在各种高贵温雅的外衣后的人的真性情真品格。卑怯者无法伪装高尚,而高尚者则愈见其高大,并必然成为人们的精神楷模。《“诺曼底”号遇难记》便是一次这样的灵魂评判。
一下遽烈的震动, 平稳行驶的漂亮邮轮眨眼间就要折戟沉沙,酣然入梦的乘客也将葬身鱼腹,沉浸在各种世俗的欲望、享受、追求中的人们一下子被推到了死亡的边缘。这种巨变实在太突然了,于是,“一刹那间,男人、女人、小孩所有的人都奔到甲板上,人们半裸着身子,奔跑着,尖叫着,哭泣着,惊恐万状,一片混乱。” 人们平时所表现的良好的教养和优雅的风度全都不见了,剩下的只是人类最基本的求生欲望。
只有一个人是例外,他就是船长哈尔威。他依然是那么沉着,那么威严,那么有条不紊地下达着命令。他要把全船六十名船员、服务员和乘客全部救出去,却唯独忘掉了他自己,这个一船之长。他那种超越了死亡恐惧和一己私利的镇定从容,使人们领受到一种力量,一种震撼心灵的不可抗拒的意志力量。惊慌失措的人们迅速安静下来,井然有序地、没有争执殴斗地安全撤退了。
就在人们惊魂甫定、暗自庆幸自己大难不死的时候,人们的眼前又出现了一幅惊心动魄的图景:
哈尔威船长,他屹立在舰桥上,一个手势也没有作,一句话也没有说,犹如铁铸,纹丝不动,随着轮船一起沉入了深渊。
凝视着这尊黑色的雕象徐徐沉进大海,每个人的心灵又受到一次强烈震撼,在他们的面前,一个伟大的灵魂正在飞升。
准确地说,哈尔威船长并没有忘掉自己,只是他压根儿没打算和大家一道弃船逃生。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职责,也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归宿。船是哈尔威的事业,也是他的生命。人在船在,船亡人亡,人与船共存亡,这既是哈尔威忠于职守的决心,更是他矢志不渝的信念。这种对船近乎宗教的虔敬和热诚,使哈尔威在生与死的抉择中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死,并且以常人所不具备的安详从容去迎接死亡。于是,哈尔威的死便带上了一种超越于一般的舍己救人的英雄之上的圣徒殉道般的神圣。
小说记录了一次海难事故,但作者着力之处却在描写处于灾变中的人物。事件与人物,经纬交织,构成小说张弛有效的艺术整体。对事件的记述,笔法干净利落。起首一段,篇幅很小,却点明了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情境,以及这次事件中的主角。对哈尔威的 个性气质。它同作者的抒情笔法一道,完成了对人物的形象塑造。描写,借重于人物语言。那在黑暗中的一段对话,斩钉截铁、简括有力,传神地勾勒了哈尔威的个性气质。它同作者的抒情笔法一道,完成了对人物的形象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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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结束了。他回到了从德军手里夺回来的故乡。他匆匆忙忙地在路灯昏黄的街上走着。一个女人捉住他的手,用吃醉了酒似的口气和他讲:“到哪儿去? 是不是上我那里?”
他笑笑,说:“不。不上你那里——我找我的情妇。”他回看了女人一下。他们两人走到路灯下。
女人突然嚷了起来:“啊! ”
他也不由得抓住了女人的肩头,迎着灯光。他的手指嵌进了女人的肉里。他们的眼睛闪着光。他喊着“约安!”把女人抱了起来。
(易名 译)
选自《小小说选刊》1985年5期
【赏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法西斯侵略军占领了法国,法国人民陷入深重的灾难之中,他们遭到空前浩劫。1944年,终于把侵略军赶出领土。战争终于结束了,人们着手重建家园,医治战争创伤。为使历史悲剧不再重演,人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一页不幸的历史。法国作家哈巴特·霍利的《德军剩下来的东西》就是以此为出发点的。这篇微型小说只选取战后法国人民生活中的一个小小的镜头,却从广度和深度两方面反映了战争的严酷。堪称因小见大的典范。小说不管是立意选材,还是谋篇布局,还是语言表达,都表现了作者高超的文学造诣。
微型小说很讲究立意选材。立意好,聚光点选得准,就能激发读者丰富的想象力。战后的法国满目疮痍,人民生活极端贫困。要把侵略者留下来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创伤诉诸笔端决非易事, 该从何处切入生活呢?作者 选择了这样一个镜头:战后,一个年轻人日夜兼程回到从德军手里夺回来的故乡,满怀信心和希望去寻找失散多年的情人。路遇一妓女拉客,不想这妓女就是他所要找的情人。这个镜头切口虽小,却是一针见血,能调动读者的经验阅历,进行丰富的联想而想象;扩充作品的社会内涵,收得因小见大的功效。这表现了作者敏锐的观察力和准确的解剖技巧。
独特新颖的立意,还要仰仗巧妙的谋篇布局,才能深刻地开挖主题并表现主题。如果作者平铺直叙主人公“他”回乡途中日夜兼程,不为女色所动,一心要找到自己情人,经过几番周折,终于在断墙残壁间找到褴褛不堪、贫病交迫的情人。这样写也可以写得波澜起伏,引人入胜,但是,不仅篇幅太长,且表现主题缺乏深度,缺乏震撼人心的力量。作者巧妙地把妓女和“他”的情人合而为一,这种手法叫“巧合”。“巧合”不仅出乎“他”的意料,而且出乎读者意料,然而细细想来,这样的巧合,在那特定的环境中,却完全合乎情理,人们在巧合中可以读出许许多多悲惨的故事。法国人民在法西斯铁蹄下经历的种种辛酸苦难,尽在这巧合之中。巧合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作品深刻主题得到最有力的表现。
本篇文字也极为精炼含蓄。作者善于发掘文字的潜在表现力,抓住人物的神情、动作变化来表现人物内心变化,从而创造了一个文意跌宕、扣人心弦的艺术境界,取得“文约而事丰”的艺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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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陛下颁布了一道诏令,宣称他将每月一次亲临一个臣民的家,并在那里进餐。朝廷的反对派就立刻散布舆论,说这种作法是“收买人心”国王无论干什么,反对派准会发表点攻击性的评论,把国王贬得一钱不值,什么“好大喜功”啊,“怯懦无能”啊,等等,不一而足,向来如此。在他们眼里, 国王跟他们最为格格不入之处,就是陛下的所作所为虽然达到 了与他们一致的目标,但竟采取了他自己的方法。这也是他们最不能原谅国王的一点。这回,国王去臣民家里进餐一事,他们只报以耸耸肩膀,鄙夷地斥之为“收买人心”。哪里知道,这次他们可错怪了国王。因为国王的这项决定,看来事体不大,却有深刻的用意。国王自来研究历史,深知曾有许多王朝由于不懂得跟人民保持接触的重要性,不察民情,进而失掉民望,最后归于灭亡。而国王本人,自从登极以来,已觉察到显赫的王权在他跟臣民之间正在垒起一堵无形的墙壁,而且越垒越高,根本用不着设岗戍卫,却比王宫的真墙更加难以逾越。猜疑本身就是卫兵,从隔阂发展到互不体谅是顺乎情理的。而今国王就是想打破这种局面,方法虽然天真一些,却是体面的。总之,陛下的主意已定:每月都要到他治下的百姓家里进餐一次。内阁的好几位大臣为此很不高兴,警察总长尤为惶恐。他对付街头群众集会,防范爆炸暗杀事件之类是装备有余,而对付一家一户、日常生活诸环节的问题,例如菜里放毒等,却毫无经验。其他大臣害怕的却是另一回事。过去,他们是国王得到消息的唯一来源,现在如果陛下忽然发现大臣们自己原来一无所知,而他们却一直在谎称民意,那可如何是好! 那些高官显贵、朝廷的在野派、新闻界、各种工会无不声称自己是代表民意的,可是当人民真有机会开口说话的时候,他们又惊恐万状。谢天谢地,好在老百姓早已丧失了讲话的可能,甚至失掉了讲话的兴趣,可是谁又能保证在家庭场合的饭桌上……
国王陛下对受到的款待和吃的饭菜都非常满意。在豪华的王宫里,有一道菜是国王不好意思点的,那就是布纪侬风味牛肉。但是这个普通的家庭主妇怎么偏偏就猜到了国王想吃这个菜呢?她又怎么知道国王一直盼着能大杯痛饮都兰纳的葡萄酒?
国王陛下询问了五个孩子的情况:名字叫什么,学习怎么样,身体有没有病等,然后,他很不自然地笑笑,试探着说道:“咱们来谈点儿政治吧!”
“谈这个有什么用,”孩子们的父亲说道,“俺倒不是恭维您,我们在这玩艺儿上想的跟您一样。俺常叨咕——不信您问孩子的妈,俺说,俺要是个当官儿的,想办的事也不是别的,就是现在他们办的那些。”
他的妻子表示同意, 但又有点难为情地补充说,最好能改动一下学校放假的日期。
国王听了大为高兴,说:“这正是最近教育大臣向我提出的建议。年轻人,你们呢? 没有什么不顺心的事要说一说吗? ——太太,能不能给我再来点儿布纪侬牛肉?”
“要说的事倒没有,”大孩子的话音渐渐平稳起来。“但是关于服兵役,我有个请求。”
他所提的问题,同样是在内阁会议上有人提出过的。这时候,孩子们的胆子越来越大了,每个人都提了一条建议,每条建议都是同样年龄的孩子所感兴趣的改革,而且这些建议几乎全都是在朝里议而未决的问题,其中有几个,恰恰是国王本人在内阁会议上一直持反对意见的。这时,他嘴里不说,心里暗记着,准备予以重新考虑。这是个好心眼儿的国王。
半夜十一点,国王和老百姓分别了,彼此都感到十分满意。一直在简陋的屋门外,焦急地等候着的三位大臣和警察总长从国王的脸上看出了这一点。
一位大臣说: “我们冒昧地给这户人家带来了一些礼品,请陛下俯允!”
“这个主意不错,”国王说,“如果以我本人的名义来送,倒可能引起误解。明天见吧,先生们,我真非常高兴!”
四位大臣向国王行礼告别,然后他们进了屋,向出场的七个演员付了预定的酬金。正当他们要离开的时候,忽然听到脚底下似乎有点什么响动。
“哎呀,”警察总长大声喊叫,“我差点儿把他们忘了(原来,三个半钟头以来,这所房子的真正主人一家一直被关在地窖里,悄悄地呆着,感到时间太漫长了)。我希望还能剩下点儿布纪侬牛肉给他们……”
(蔡若明 译)
选自《世界文学》1981年第5期
【赏析】 读完全篇,令人啼笑皆非。国王为了体察民情,决定每月一次亲临普通百姓家里进餐, 他排除了各种阻力来到一家老百姓家里,气氛是意外的热烈,十分和谐,可他不知道,接待他并和他谈得非常自然的是七位演员的表演。而真正的主人却被关在地窖里,长达三个半小时,……
画面是滑稽可笑的,前后的对比是强烈的,结局是在意料之外的,但又可以说是在意料之中的。由此而引起人们的思考是多方面的。你说本篇是在揭露大臣弄虚作假、糊弄上司也行;说是着重表现国王的官僚主义,受骗上当之后还那么津津乐道也行; 或者说两方面内容兼而有之也行。我是想说,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不是常有这样的“国王”吗?不是常有这样的大臣们在忙碌吗?
小说的线索有两条:一条是对国王下决心进行每月一次到老百姓家进餐的叙述和描写。反对派的激烈的议论,内阁大臣的繁忙的准备,高官显贵的惊慌恐惧,都介绍得那么清楚,国王陛下进餐的详情,更是描写得细致而生动,这是明写; 一条是内阁大臣想方设法来应付国王的决定,到处物色演员,积极进行训练,如何招待国王,吃什么饭,烧什么菜,如何提出建议,同样是十分紧张而繁忙的,这统统都在地下进行,没有写到一句,这是暗写。一暗一明,一虚一实,一隐一露,互为辉映,相得益彰。微型小说所以能在尺幅之中展示广阔的给人印象深刻的画面,此篇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小说的结构,两大部分十分清楚。前半部是叙述、交代和评说,用的是说故事的方式,后半部分是生动细致的描写。最后一句,揭出“地窖”里的真相,确似点睛之笔。因此,可以说,“地窖”是本篇的“文眼”,是小说的主旨所在,作为篇名,首尾呼应,全篇皆活,两大部分也就很自然地浑然一体了。
再仔细地研究一下作者制造“包袱”的艺术是不无收获的。一千七百字的篇幅中,惜墨如金的微型小说的作者用了近一半(八百多字)来制造“包袱”,可谓是不惜重金了。国王陛下要了解民意,决定每月到老百姓家进餐一次,你老老实实地描写国王怎样去吃饭不就得了吗?而作者却偏不这样。国王决定一出,反对派强烈的反对,内阁大臣的忙碌和担心,高官显贵、在野派、新闻界、工会的惊慌,各方面都写到了,可以说是朝野大哗,在这八百字的篇幅里,融叙述、介绍、评说、旁白、描写于一炉,一次次铺垫, 一层层渲染, 在国王进餐问题上制成了一个精美的“包袱”,读者急 切想了解国王能不能进餐?进餐的结果如何?相声中的“包袱” 起到了明显的艺术效果。最后“包袱”抖开,真相大白,回头玩味,你不能不佩服作者制造“包袱”的手段的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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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登希尔大夫的稀罕案件不久就要在伦敦开审。案情真相有如下述:
去年五月二十日,这位声名显赫的专家的两间宏大候诊室里病人济济一堂,手里都拿着就诊券。
四面镶有玻璃的办公室里,周围陈列着高大的热带灌木,每一丛都种植在一只硕大无朋的日本花盆里。矮小、古板的哈利登希尔大夫就坐在这办公室里。在他旁边,秘书坐在一张小圆桌前,不停地写着简略的处方。转门上覆盖着红色丝绒,钉着带有金黄色钉头的钉子,门口站着一个魁梧的仆役,他的职责是把虚弱的肺结核病人带到门厅,一听到发出正式信号:“下一个”时,便把他们由豪华的电梯送下楼去。
就在五月二十日这一天,时钟刚好报了九点,一个身材颀长、目光散漫、脸颊凹陷、形销骨立的人走了进来,他赤裸的躯干仿佛一只罩着羊皮纸的笼子,偶而由于一阵绞心的咳嗽而起伏不定——简而言之,是个衰弱得似乎无法存活的生物——一件蓝色的狐皮斗篷撂在他胳膊上,他手抓灌木的长叶子以防跌倒。
“卜卜,啪! 哦,见鬼! 没法为你效劳!”哈利登希尔大夫咕哝道。“你以为我是什么人——一个验尸官吗?不消一星期,你就会咳坏这左肺的最后一个细胞——右肺早已象筛子一样满是窟窿了!下一个!”
仆役正要把病人领出去,这时著名的治疗学家蓦地拍了拍自己的额头, 狐疑地莞尔一笑, 唐突地问道:
“你有钱吗?”
“我是百万富翁——还不止百万家财呢。”那个被哈利登希尔大夫如此蛮横地从活人世界上打发掉的不幸家伙啜泣说。
“那好。立刻到维多利亚车站去。乘上十一点钟的去多佛的快车!然后乘轮船去加莱。再从加莱乘火车到马赛去——要乘有暖气的卧铺车厢!然后去尼斯。在那里吃六个月水田芥——只许吃水田芥——不准吃面包、水果、酒类以及任何一种肉类。每隔两天喝一茶匙用碘处理过的雨水。水田芥、水田芥,水田芥——砸烂捣碎后挤出的汁水……这是你唯一的机会——我还要告诉你这一点: 这个偏方我仅仅通过道听途说而得知,人家一直对我絮絮不休地宣扬这方法,我可是一点都不信。我建议这方法只是因为你的病情毫无希望,但是我以为这方法荒唐透顶。不过,什么事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下一个!”
患肺结核病的富翁被小心翼翼地安置到电梯里有坐垫的车子上,于是那通常的长龙开始通过办公室。
六个月之后,九月三日那一天,时钟恰好报了九点。一个巨人,带有惊人而又快活的嗓音,音调震动了医生办公室里每一扇窗玻璃,震得所有热带植物的叶子都颤动不已; 一个脸颊圆润的庞然大物,身穿昂贵的裘皮衣服,仿佛炮弹一般冲过哈利登希尔大夫那愁容满面的病人长龙,没带就诊券便闯进那科学王子的圣殿,这时那王子刚要坐到写字台前。他拦腰抱住他,用泪水沐浴大夫苍白憔悴的脸颊,大声地一再亲吻他。然后他松手让他坐到他绿色的扶手椅里,这时他已几乎要憋死了。
“两百万法朗——如果你想要的话,”巨人大叫,“要不就三百万。多亏了您,我现在还能呼吸,享受阳光,不可抗拒的激情、生活——一切。随便问我要什么东西吧——随便什么都行。”
“这疯子是谁? 把他赶出去!”大夫虚脱了一会之后,声音微弱地抗议说。
“哦,你别赶。”巨人咆哮说,一边瞥了仆役一眼,吓得他直往后缩,仿佛挨了一拳似的。“事实上,”他继续说,“我现在明白,甚至连您,我的救命恩人,也认不出我了。我就是那个吃水田芥的人,那个毫无希望、皮包骨头的人, 那个一筹莫展的病人。尼斯。 水田芥!水田芥!水田芥! 好了,我吃了六个月的水田芥——现在瞧瞧您的成果吧! 看看这儿!听听那儿!”
于是他开始用两只结实得足以砸碎牛脑壳的拳头敲打自己的胸膛。
“什么!”大夫叫道,一跃而起,“你是——天哪,你就是那个垂死的人吗……”
“是的,千真万确!”巨人高喊。“我正是那个人。昨天晚上我一回来就定做了一座您的铜像,您故世后,我还要在威斯敏斯特为您立一个纪念碑。”
接着他一下子坐到一张巨大的沙发上,沙发弹簧在他的重压下嘎吱嘎吱地发出呻吟。他快乐地喟然长叹一声,意气洋洋地莞尔一笑,继续说道:
“啊,生活是多么美好!”
大夫低声咕哝了几句,秘书和仆役便离开了屋子。一旦同他复活的病人单独相处,哈利登希尔像往常一样古板、苍白、冷若冰霜,他默然凝视了一会那巨人的脸庞,然后突如其来地说道:
“请允许我替你赶走你前额上的苍蝇!”
大夫一边说,一边冲向前,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短手枪,闪电般迅速地击中了客人的左太阳穴。
巨人颓然倒下脑壳开花,他那感恩戴德的脑髓进散在屋里地毯上,两手还机械地挥舞了一会儿。
大夫用剪子剪了十下。剪穿了大氅、外衣、内衣,使死者的胸膛裸露出来。神色严峻的大夫用他那宽阔的手术刀,一刀就纵长地切开了胸膛。
一刻钟左右后,一个警察走进办公室,要求哈利登希尔大夫跟他走,却发现他镇静地坐在血迹斑斑的写字台前,正在用高倍放大镜检查摊在他面前的一对肺。这位科学天才正试图从死者病例中找出对于水田芥奇妙之至的作用的令人满意的解释。
“警察,”他起身说道,“我感到有必要杀死这个人。因为我以为,对他的病例立即作尸体解剖,可能会向我揭示一个有关今日人类生命力退化的至关重要的秘密。我承认,这就是我毫不踌躇地为了自己的职责而牺牲自己良心的原因。”
无须补充,这位著名医生几乎立刻被交保释放,因为放他自由比拘禁他远为重要。这个稀罕案件, 如我先前所说,不久就要在英国巡回法庭开审。
我们相信这一崇高的罪行不会导致犯罪的英雄上绞架,因为英国人同我们一样完全能够理解,全心全意地热爱人类的未来而毫不顾及目前的个别人,在当今时代是慷慨大度的科学激进分子的唯一动机,这动机可以证明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无罪的。
(宗源 译)
选自《三月》1986年第5期
【赏析】 一个形销骨立的病人,六个月后变成一个脸颊圆润的巨人,变成一个庞然大物。这自然是非现实的。什么原因会出现这么大的变化呢?说是接受了哈利登希尔大夫的建议,吃了六个月的水田芥,这就更是荒唐。然而,奇特的是,这位声名显赫的治疗学家一见到这个庞然大物后,立即被“要揭示一个有关今日人类生命力退化的至关重要的秘密”的思想支配,闪电般地枪杀了这个巨人。当十五分钟后,警察要带走这个杀人罪犯时,这位治疗学家却静静地坐在血迹斑斑的写字台前,正在用高倍放大镜检查刚刚取出的巨人的那一对肺。也就是说,这个哈利登希尔大夫为了自己的职责而牺牲了自己的良心。这样,作者把“罪犯”与“英雄”、“罪行”与“崇高”这些完全对立的观念,集合于这位医生的一身,让读者去分辨,让读者去统一。这个非现实的荒唐中发生的稀罕案件,也就更强烈地吸引着读者去思考.
不是吗?作者已经把当今时代的科学激进分子为人类未来去追求新的发现的动机夸张到不顾一切的程度了。你不得不承认,作者写得十分集中,他所要表达的思想,是十分突出的。
如果是一幕荒诞剧,那我们另当别论。可作品是从对现实生活的细致描写开始的。宏大的候诊室,济济一堂的病人,幽雅、精致的办公室,豪华的设备,殷勤的仆役,说明这“案件”那么真实地发生在“当今时代”。接着,作者笔锋一转,随着荒唐透顶的治疗建议的提出,小说进入了非现实情节的叙述。鲜明的对比,强烈的反差,加上哈利登希尔大夫的闪电般的枪杀, 迅速地解剖, 全神贯注地观察, 这一切既表现了案件的“稀罕”,更强 化了“犯罪的英雄”的主题。细心的读者是不难看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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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板凳安放在路旁,只要行人累了,就可坐下来休息。累了!是的,难道这还有什么奇怪的吗?一个人在七十个岁月里要跨出多少步子啊——短的、长的、急的、慢的。板凳被发明和制造出来正是为了人们能够坐它或许这条板凳还有别的目的,因为冷饮亭就在它的旁边……
托比亚斯·阿庆基多次感到奇怪,这条板凳看来完全是普普通通的板凳,仅仅是在散步途中想让腿脚歇上一歇时,才意识到了它的存在。
托比亚斯·阿庆基坐在板凳上,他的头发斑白,但精神却很矍烁,他用大拇指托着烟斗,完全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之中。没过多久,越来越近的歌声唤醒了他,立刻使他想起,现在是生活在动乱时期。罢工、骚乱……打吧! 吵吧! 有的是理由……可是这么干难道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吗?如果像被拴着鼻子的小牛犊那样发疯似地挣扎,能行吗?托比亚斯·阿庆基已经七十岁了,现在世道是不是变了?也许是吧,也许人们的眼界有所不同。可是生活是不是好过些了?嗯,他们应当尽可能过得更好些。这就有足够理由去进行斗争……
他听见一个过路人说,罢工工人在游行示威。
游行示威吧! 他,托比亚斯·阿庆基,已上了年纪,只能坐在板凳上观望。在这种时期,作为一个旁观者也实在有趣得很哪!
游行队伍过来了,人不少,除了两旁土路,整个街道都挤满了人群。
他们唱的歌中有激烈的词句:
“法律骗人,政府压人。”
“到了明天, 普天之下皆兄弟……”
游行队伍走过去了,托比亚斯·阿庆基朦胧地感觉到,他们在按照自己的愿望,向着遥远的未来走去……他们在前进,先头部队消失在转弯处的建筑物后面。后来那里发生了阻塞,尽管后面的队伍还在前进。突然“砰”的一声枪响,划破了夏末晴朗的天空。托比亚斯·阿庆基被子弹的呼啸声惊呆了。这似乎是不应该的……然而后来他还是平静了下来,觉得自己反正是坐在板凳上的旁观者。
游行队伍一下散开了,犹如受到旋风袭击似地扬起了满天尘土,人们掉转头纷纷跑了。托比亚斯·阿庆基看到警察握着步枪和皮鞭在紧紧追赶着人群。刺耳的枪声继续在响着,皮鞭抽在了跑得慢的和摔倒了的人身上……
接着,托比亚斯·阿庆基看见一个跑近的警察扬着鞭,正在寻找示威的人,可是游行示威者都跑散了。这时,警察突然发现坐在板凳上发呆的托比亚斯·阿庆基。
“你放什么哨?”警察大喝一声。
托比亚斯·阿庆基只张了张嘴,还没来得及解释自己仅仅是坐在板凳上休息的旁观者,皮鞭已抽到了他的身上。他发现自己陷入了不可解脱的困境,不禁顿时火冒三丈。这怎么可能呢?要知道他只不过坐在板凳上……可是愤怒只是再次招致皮鞭的抽打,托比亚斯·阿庆基只得拔起僵硬的大腿一逃了之。
但事情并没有完结,他确实陷入了解脱不了的困境。不久,他被捕了。受讯、受审,最后被带到被告席上受到了“参与造反罪”的控告。
托比亚斯·阿庆基怎么也不能理解,他仅仅是在板凳上坐了一会儿而已。而这条板凳看来完全是条普普通通的板凳……他对警察咆哮起来,他怎么也难以接受警察的指控,他难道会热昏了头脑干下这等事! 可怜虫……怎么会想得出来: 他是狡猾地假装坐在板凳上,企图逃过劫难,实际上是个瞭望放哨的人,或者是工运首脑……
警察就是认定他有罪,一口咬定: 你身上有紫血块,你挨了打,你就是参与了造反……
托比亚斯·阿庆基搔了搔头皮,觉悟过来:也许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为旁观者准备的板凳!
(王家骥 译)
选自《译林》1983年第2期
【赏析】 构思新颖别致,角度集中巧妙,是本篇的主要艺术特色。
小说一开始,就推出一个特写镜头: 一条安放在路旁的板凳,给读者以强烈印象。这条供人坐下来休息的普普通通的板凳,犹如戏剧舞台上处于醒目位置的贯串性道具,有着无可取代的特殊功效,显示出作者非凡的艺术匠心。概而言之,作者遵循人们普遍的思维逻辑,借助对板凳正常功用的着意强调,来制造一种悖逆事理的反差,从而构筑出坐板凳与造反罪风马牛不相及的尖锐冲突。为造成这种反差,作者自然而有力地突出了板凳这种常识性的功能:“行人累了,就可坐下来休息。”阿庆基也“仅仅是在散步途中想让腿脚歇上一歇时,才意识到了它的存在。”这种对司空见惯的生活现象的特别关注之笔,不能不给予读者某种隐隐约约的悬念效果,而其更为直接的匠心当在于为下文表现因坐板凳而被指控参与造反的荒谬可笑提供铺垫。阿庆基是“坐在板凳上”出场的,显然,他累了,想让腿脚歇上一歇。本来嘛,他是位已到古稀之年的老人了。正当这位坐在板凳上歇脚的老人“完全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之中”时,碰上了罢工工人的示威游行。子弹的呼啸声“惊呆了”阿庆基,可他仍然心安理得地“觉得自己反正是坐在板凳上的旁观者”。这是一种合情合理的描写,显然,这一描写,是为表现坐板凳的旁观者竟被打、被捕的不合情理进一步蓄势。铺垫、积聚既已充分,阿庆基的悲剧终于从板凳上开始了。“坐在板凳上发呆”的阿庆基,被警察认定是“放哨”,不容分说地遭到了皮鞭的抽打,而这无辜的挨打所留给阿庆基的鞭痕,竟又成为警方既挨打、必造反的推理依据! 于是,这位清白无辜、横遭警察毒打的可怜老者,又被强行押上被告席,接受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人身自由的警方“一口咬定”“参与造反”的指控。如果说罢工工人在游行示威时唱的“法律骗人、政府压人”还是句缺少感性内容的歌词,那么阿庆基的现实遭遇,就为这一尖锐深刻的概括提供了无可辩驳的确证! 这里,作者反复写道: 阿庆基“仅仅是坐在板凳上休息的旁观者”,“只不过坐在板凳上”, “仅仅是在板凳上坐了一会儿而已”,作者充分利用板凳这个道具,突出地表现有悖事理的反差。实际效果也正是这样,“坐板凳”越是被强调,就越加显出警方举动的横暴无理,就越发体现出阿庆基被冠以“造反罪”的指控是何等的荒谬可笑。作品对“法律骗人、政府压人”的社会现状的揭露和批判,也就越发显得深刻有力!作品的思想意义也正在这种强烈的反差中被鲜明地表现出来。
作品从偶然事件中表现必然,可谓寓真于巧,发人深思。阿庆基坐在板凳上碰巧碰上罢工工人示威游行,最终被无辜受审的不幸遭遇,当属巧遇,带有极大的偶然性。但是在那个“法律骗人、政府压人”的黑暗社会中,阿庆基的巧遇有极大的现实可能性,因而便寓有必然性的因素;同时,在类似的巧遇中,只能遭受类似的不幸,也是肯定无疑,带有必然性的。惟其如此,作品通过偶然表现必然,具有巨大的概括意义。更值得注意的是,作品结尾,借助阿庆基的切身感受,道出了饱含哲理的警句:“也许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为旁观者准备的板凳!”这就使整个小说的境界,实现了一种理性的飞跃,启示人们在由特定的偶然向必然深入的基础上,顿悟式地跨越正常的思维渠道,开拓更为宽广的联想天地,进入更深更高的思想层次。作品的巧与深,于此达到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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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善人”行善俱乐部委员会,在十二月初结账的时候,发现他们还有一百二十克朗的现款。于是委员们便聚集在俱乐部的房间里,商量在圣诞节以前怎么样更好地利用这笔款项。
满脸酒气的主席正在喋喋不休地大谈孤儿寡母,甚至还脸色阴郁地讲起,一个在圣诞树上上吊的穷寡妇的秘史。可接着他却打起嗝来,并让人去给他拿李子酒来。
这时, 出纳员又弄来三瓶啤酒,委员会这才又议论起这笔慈善基金的最适宜的用途来。当主席喝了两口掺在啤酒里边的李子酒后,建议在报纸上征求穷苦的孤妇五名,可是一定要在征求启事里讲清,只有那些清贫、拖儿带女、既贤德又正经的的孤孀才能应征,并请他们在每天晚上五点至六点之间,来行善俱乐部交呈应征申请书。
对入选的寡妇,每人将发给二十克朗的救济金,五名一共一百克朗。还剩下二十克朗,而这笔钱又该怎么样处理呢。
委员们机智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他们决定用剩余的这笔款买酒喝,于是这样便把这笔慈善基金变成了一个整数。
从登报征求以来,效果很好。主席在每天晚上五至六点之间,坐在俱乐部里,一边喝着酒,一边面色阴郁地收着寡妇们呈交来的申请书。头一天就收了六十份,尚有二十份是邮寄来的。主席给弄得十分疲乏,心中很是焦躁,对行善之事已经不那么样热心了。这群源源不断地涌上门来的寡妇们,一个个吻着他的手,向他哭诉着,使得他没有好气。
有一个寡妇领进屋里十二个小孩子来,可怜的主席睁大了眼睛呆呆地盯视着那群相貌几乎完全相同的小家伙。只听母亲一声令下,他们便一齐大放悲声,并吻起他的手来。他们那副埋汰的样子,在主席的眼里更显得格外可怜。使得他几乎要从自己衣袋里掏出几个小钱来赏赐他们。
不料正在这个时候,又有一群人蜂拥着进入房间。这一次共有五个小家伙,由一个威风凛凛的女将率领。当她一见已经有人先来到这里,顿时脸上杀气腾腾,双脚一跳就扑向那十二个孤儿的“亲娘”,一连打了她好几个耳光。
“老娘才是真正守寡的人呐!”她厉声大叫:“你有汉子,整天吃鱼吃肉,却把全屋的小鬼们都弄这儿来骗人,你这个骚货! ……”
主席又吃惊又害怕地呆望着这出全武行的开打。挨了耳光的妇人,在她的对手身上打断了主席的一把伞。这群小鬼们也互相揪斗着厮打起来,几下子便将书橱上的玻璃打得粉碎。
主席在盛怒之下,也抡起双拳投入了这场混战。多亏俱乐部的看门人及时到来撵跑了那位“亲娘”; 小卖部的人员也闻讯赶到,轰走了那个刁妇,小鬼们也一个个溜之大吉。最后总算是安静了下来,这时才听到主席有气无力的声音:
“快给我拿点白兰地来……”
将近六点钟的时候,二十杯酒已经进入主席的肚里。他将桌布抓扯过来胡乱盖在身上,在安乐椅上呼呼入睡了。可是,申请书却撒了一地。
当俱乐部委员们到齐了之后,主席正在隔壁的房间里的长沙发上闷睡呢。于是,他们大家便预感到一定是出了什么岔子。
这天晚上,这帮善人们的酒喝得很有节制,总共才喝了十五克朗的酒。扣除给书橱重新配上玻璃之后,慈善基金的现款,就净剩八十克朗了。因此,救济金的数目也只好相应削减,其结果是二十克朗的救济金的名单,一下就变为四人。
次日,改由出纳员来收申请书。这个人更不是块好饼。当有一个申请人伸出一双手搂住他膝盖的时候,他即气势汹汹地大发雷霆:
“滚开! 给我滚开! 这成何体统!”
接着,又来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寡妇。
“少啰嗦!” 出纳员大声嚷道:“交上申请书一切手续就算完了。懂吗?我又不是三岁小孩子。走开!”
不久,委员们又重聚一室,又郑重其事地开始讨论起俱乐部的崇高宗旨来。主席要求赔偿他那把被弄断的伞。总而言之,他希望得到二十克朗的损失费: 一是赔伞,二是赔偿他昨晚值班时的精神损失。大家都说他是个酒鬼,企图把俱乐部整垮。
出纳员大声说,如果主席能领取这二十克朗的话,那么所有值过班的委员们也都要照顾一份。另外,他要求报销他今天值班时,吃掉的一盘烤牛排和三瓶啤酒,共花去二克朗。
他们争论得十分激烈。最后大家意见逐渐趋于一致: 如果让这二十克朗落入不义者之手,倒不如将它们救济给两名淑仪贤惠的寡妇更好些。
酒会散了之后,慈善基金又消耗了一大笔。
圣诞节的前夜即将降临了,而俱乐部的钱柜里,仅仅就只剩下六十八格聂耳了; 桌子上却堆满了穷苦寡妇们交上来的三百二十二份申请书。
“诸位!”主席宣布说:“今年由于种种原因和突如其来的情况,圣诞节 的救济金就不能照发了。 现在, 剩下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处理这笔剩余下的六十八格聂耳现款。本人建议将它移到来年的慈善基金中去。好吗?!”
(阎树声 译)
选自《百花园》1982年第3期
【赏析】 当丑的、恶的事物以美的、善的外表和形式表现出现来时,就酿成了“否定性滑稽”。本文所描写的一伙“真善人”便属否定性滑稽人物之列。
正是这一窝子人,打着“行善”的旗号,不择手段地侵吞救济金,大吃大喝,中饱私囊,而将“穷苦寡妇们交上来的三百二十二份申请书” 视为一堆废纸。
正是这一窝子人,表面上正人君子、道貌岸然,骨子里头却是一肚子坏水,或津津乐道于“在圣诞树上吊的穷寡妇的秘史”或“郑重其事地开始讨论起俱乐部的崇高宗旨来”。
鲁迅说过:“有些人恰如开屏的孔雀,从正面看五彩斑斓,光华夺目,从背面看却是恬不知耻地露出来的肮脏的屁眼。” “真善人”们的行状便是如此。
这类人物形象,也有其审美价值。只不过,它是凭借艺术家对它的批判来实现的。一般说来,人们对否定性滑稽的美学意义不容易领悟。为什么用否定的方法同样可以达到肯定美、肯定崇高的目的呢?关键就在于一个“笑”字。果戈理说过:“在我的剧本中,……有一个正直高尚的人,他始终在剧中活动着,这个人物就是笑。”是的,这篇小说不时引得我们发笑。这种“笑”,不仅能激发我们追求正义和崇高理想的热情,而且,“还有为着被贬抑的人类尊严的复仇”(别林斯基语)。且看,当我们读到委员们“机智”地解决了一个“难题”,决定“用剩余的这笔款买酒喝”的时候;当我们读到主席“几乎要从自己衣袋里掏出几个小钱来赏赐”十二个小孩的时候;当我们读到“主席在盛怒之下,也抡起双拳投入这场混战” 的时候,我们能不发出鄙夷的冷笑和愤怒的大笑么? 这是一种“痛”而后“快”的审美感受。这种快感,以及由此而进发出来的块垒之气,透露出对饱经苦难的孤儿寡母 们的同情,显示着对恶徒的仇视和蔑视。喜剧的“笑”,使人类的敌人和蠹虫感到恐惧。它是呼啸着的复仇者的响箭,它是为正义和良知“助战” 的同仇敌忾的鼙鼓。这篇小说,能在这方面着意经营,故取得了比较理想的效果。
从结构上看,作者巧妙地将一百二十克朗现款的消耗作为贯穿全篇的线索,使几个大同而小异的“小场面”自然浑成地融合为一个整体。这个行善俱乐部的全体成员,前前后后开了好几次“庄重”的会议,每开一次,那笔少得可怜的救济金就迅速地损耗一次。小说不厌其烦地为这些会议开列了详详细细的帐目单,用意很明白: 正是这些狼狈为奸、沆瀣一气的“两足耗子”们,在上演一幕又一幕内容相同的人间丑剧。一般说来,小说所展示的一幅幅生活画面是切忌重复的;但如果有一条富于凝聚力的线索将那些貌似重复的画面串联起来,在比较中揭示其细微的差别,显示其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文章还是颇有读头的。本文过细地叙写了 “一百二十克朗现款”如何耗变为“六十八格聂耳” 的全过程,生动地告诉人们:“耗子”们早就预谋在胸,不管客观情势如何,他们总是有办法、有理由将那笔救济金瓜分干净的。这不但有艺术结构上的意义,而且有助于作品主题思想的深化。本来嘛,艺术结构的经营永远是作者思想脉络的具体表现。这篇小说的结穴处,主席郑重其事地宣布:“……现在,剩下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处理这笔剩下的六十八格聂耳现款。本人建议将它移到来年的慈善基金中去。好吗?!”谢天谢地,总算没有再拿去买酒喝 (可能买不到几杯了); 然而,来年又将如何?作者无须饶舌了,人们一定能意会在心:明年将是又一轮“耗子”的聚餐,而且,肯定还要开一次又一次体现“崇高宗旨”的会议。这篇小说中的“小循环”引发了作品之外的“大循环”,人们对那一社会的认识不是会更深一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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